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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公共卫生改革的为难

2005年10月27日，浙江台州殡仪馆的负责人蒋云龙发现一个被送进殡仪馆的中年妇女并未死亡，还一息尚存。他立即吩咐工作人员报警，并马上拨打了１２０急救。为什么一个大活人会被送进殡仪馆呢？难道这是惨无人性的残害或者报复吗？

据调查，被送进殡仪馆的活人叫尤国英，一位从四川农村来到浙江台州打工的４６岁妇女。１０月２４日，尤国英突发脑溢血，生命垂危，送台州医院路桥分院抢救。因无力承当巨额治疗费用，家人放弃了对她的治疗。出租房房东忌讳“人死家中”拒绝接纳，走投无路，１０月２７日亲人将她送往殡仪馆。

病人尤国英的女儿魏珍向记者回忆说，那天在殡仪馆，负责人蒋云龙发现母亲一息尚存后，立即吩咐工作人员报警并致电120。“蒋主任当时对周围围观的人说，‘大家出一份援手，救救她！’他带头向我们捐助了1000元。”不到10分钟，大家便捐了3380元。“我们想给他跪下，被他制止了。”说到这里，魏珍的两行热泪簌簌流下。

尤国英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由于社会各界的关注，她有了生的希望。一份份爱心也让魏珍和她的家人在羞愧的同时充满感谢。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魏珍和她的家人决定用一辈子归还债务，让母亲生的希望尽可能延续。

尤国英被重新送回医院后，台州医院路桥分院的工会先后两次发起了捐款建议，全院职工累计为母亲捐款１万多元。随后，路桥区政府拨出了１万元专款，并要求医院尽力抢救，台州慈善总会捐助了１万元。不仅如此，路桥“善福堂”寺庙，送来了3000元善款；同在台州打工的老乡，凑了4000多元送到医院；温州的张高先生专程赶到路桥，将6000元钱送到魏珍手里……“更多的是把钱送到医院，没留下名字就走了。”到目前为止，在尤国英的住院账户里，各界捐助的善款已超过６万元。值班医生杨爱祥说，经过全力抢救，相比24日晚手术前的重昏迷状态，尤国英的病情已经有了好转。虽然仍处于睁眼昏迷状态，但据医生介绍，尤国英左侧的上下肢有不自主的活动状况，生命征兆和病情已趋于稳定。

魏珍似乎看到了希望，但是当每天一张的住院费用清单递到她手中的时候，她连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医院已经把费用控制到最低了。但我知道，又是一个2000元花掉了。而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醒来。”魏珍说，她唯一能做的就是请求医院：“哪怕我们钱用完了，也请医院不要停了我母亲的药。我们可以订立合同，哪怕就在医院打工也行，允许我们逐步还清！”

据医院介绍，要保住尤国英的性命，医疗费用可能高达几十万元甚至更多。几十万元，对于魏珍一家来说，意味着一辈子的债务。和魏珍及其父亲同在台州路桥打工的，还有弟弟和她的丈夫。在尤国英生病之前，一家人在台州打工两年，存下２万元，其中１万多元还清了老家造房子欠下的债，还有１万元左右的积蓄，如今早已分文不剩。按照目前一天2000元的治疗费计算，社会捐助的６万元也很快就会使用殆尽。如果魏珍一家人的打工收入没有提高，一天治疗费就是他们一家两个半月的全部积蓄。

台州医院路桥分院常务副院长徐颖鹤对记者说，在尤国英周围，还有许多民工因为看不起病逃离了医院或不得不拖欠医药费用。他说，去年一年，该院被拖欠的费用为94万元，截至今年10月，分院账上累计的欠款数额已高达119万，其中出院欠款91万，住院欠款２８万，其中绝大局部都是像尤国英这样的民工拖欠的。“很难指望这些欠款能够还回来。”

徐颖鹤认为，医疗保障覆盖面太小，又缺乏应急的救济制度，是尤国英们逃离医院的根本原因。今年年初，卫生部公布的数据说：中国44.8％的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

尤国英悲剧折射出农民医疗窘境。2005年的两会期间卫生部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有约48.9％的居民有病不就医，29.6％应住院而不住院，有70％以上的农村人口是在家死亡的。中国44.8%的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为什么不少农民最后都死在家里？看不起病。”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奉化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对记者说：“小病扛、大病拖，实在不行就往家里抬，在农村这是许多农民无奈的选择。”

2005年8月，国务院开展研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合作课题组正式公布了课题报告，认为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总体上讲，是不成功的。报告指出，现在医疗卫生体制出现商业化、市场化的倾向是完全错误的，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根本规律。这反映了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由于缺少长远战略，难以应对市场经济的强烈冲击，迷失了方向。在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列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倒数第4。在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方面，尽管全社会的卫生投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居民综合健康指标却没有明显的改善。2002年，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已经增至5.42%，但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公共卫生领域，一些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