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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今1万8千年前的山顶动人的石窟发现不多，而且比较简单，但从他们的其他遗物上，

可以推知他们的石器制作技术达到一个新水平。从保留下来的骨角器，特别是磨制得很精致

的骨针，可见他们制作技术的先进程度。从山顶洞人的遗物上可以看出，那时人类的创造活

动，除了有较过去精良得多的劳动工具而外，还出现了前所未见的装饰品。而制作这些装饰

艺术品的知识和技巧，如选材，打制，钻孔，研磨等，显然是从石器，骨器的制作中积累起

来的。（独立的精确产品）

铜是人类最先利用的一种金属，人类物质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是首先使用红铜，然后才

进一步掌握冶炼青铜。青铜是铜的锡及铅的合金，具有熔点地，硬度高的特点，而且在浇铸

中铜液膨胀性加大，填充性好，器型和花纹都能取得理想的效果。青铜器的出现标志着我国

冶炼技术的成熟。（西方的青铜器没有中国的规模大）

铜是一种贵重金属，青铜器在当时为奴隶主贵族所垄断和享用，一些用于祭祀和宴饮的

青铜器被赋予特殊的意义，成为礼制的体现，称为礼器。青铜礼器象征着奴隶主的权威，并

具有区分尊卑贵贱的功能，这种功能在西周奴隶制发展到高度时期表现得最为充分。

商周的玉器可分为礼玉，佩玉，和装饰玉三类。礼玉包括琮，圭，璧，簋以及戈，钺等，

为在隆重的政治典礼和祭祀山川祖先活动中使用，也是贵族地位的象征，具有神圣的含义。

周代统治者重礼乐，进一步赋予玉器以伦理道德的含义。

秦汉工艺品追求豪华富丽的风格，铜镜，铜奁，漆器和陶器上常装饰有优美的图像，此

虽非纯粹的绘画作品，但在早期绘画传世不多的情况下，这些也是极为难得的了解当时绘画

艺术水平的重要资料，应予以重视。

秦代隶书遗迹尚有权，量，诏版及虎符上的刻字。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书中

有一些文字书写于秦代，属于篆书字体，笔迹工整。

秦汉工艺美术的各种门类都有重要发展和创造，其中尤以漆器和丝织工艺最为突出。生

产可分为官营及民营，产品不仅供贵族阶层享用，而且作为商品广泛流通，并输出到域外。

汉代初年仍沿袭战国时期那种镶金嵌玉或错金银的华美装饰，但到西汉中期已演变为光

洁朴素，简洁大方的风格。汉代青铜器中艺术性最强，最富于创造性的是贵族生活用的灯，

炉，镜，奁等器具。

顾恺之艺术上的突出成就，还表现在塑造人物的形象时并不单纯满足与外表的肖似和姿

态动作的生动自然，从而提出了表现人物性格特征和内在深度的新要求：传神。这一要求从

理论上明确提出，标志着作为画家对生活的认识和在艺术表现上进入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

新高度。

曹仲达，被誉为“北齐最精工”的画家，原为西域曹国人，一画天竺风格的佛像著称。

具史书记载“曹之画，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世谓之“曹家样”，因其画以细劲的线描表现

紧贴在身躯之衣纹，故称之为“曹衣出水”，这种式样大约系受印度笈多艺术的影响而有融

入中原画风的产物，显示了当时中外艺术的交流融合。这种风格影响到佛教造像，成为南北

朝隋唐时期富有影响的佛教艺术中四大风格之一。曹仲达的作品早已不存，但从北朝遗留下

来的佛像造型和敦煌的一些壁画中犹可看到曹家样的风格影响。

大同司马金龙墓中出土的漆画屏风也是考察北魏绘画的重要遗物。司马金龙为东晋显

贵，因东晋统治阶层内部倾轧而投奔北魏，颇受皇帝宠信，死后封赠大将军，冀州刺史等爵。

佛教重视利用各种艺术形式进行宣传，雕塑便是其中强有里的形式之一。石窟造像又是

佛教雕塑的一个主要部分。石窟造像之风以北方最盛。前秦在敦煌开凿莫高窟，后秦是在天

水开凿麦积山石窟，西秦时在甘肃永靖开凿炳灵寺石窟，北凉在凉州开凿天梯山石窟等，都

具有一定规模。北魏统治者统一北方后更狂热地提倡佛教，“京邑四方建立浮图象，乃令沙

门辅导民俗”。修建寺塔和开窟造像在各地大规模地展开。

宾阳三洞是龙门北魏时期最宏伟的洞窟，其建造有史料记载。据《魏书·释老志》称，

在景明年间世宗诏令在伊阙按照代京灵岩寺石窟的样式为孝文帝极其皇后营建石窟二所，初

建时离地三百一十尺，后来因用功太大，不易完成，乃改变计划，将洞窟下移。至永平中又

应大臣之请为世宗在造石窟一所，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以前，用工八十万二千三百六

十六。这里所指的三窟即为宾阳三洞，实际在北魏只完成宾阳中洞，其他两洞并未竣工。

李思训一家五人并善丹青，而且多数都是山水画家，其子李昭道成就最高。李昭道官至

太子中舍，人称“小李将军”，他画山水“变父之势，妙又过之”，在李思训的基础上又有新

的发展，现存《明皇幸蜀图》传为他的作品。

敦煌壁画中对佛，菩萨，天王等形象的创造，充满了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