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民族”一词的由来及它与西方相应概念的对应关系 .pdfVIP

汉语“民族”一词的由来及它与西方相应概念的对应关系

过去一长段时间内，一些人认为汉语古籍中并无“民”和“族”

两字相连的用法，“民族”真正作为连用的名词是出现于晚清梁启超

著作中，并且是引入日文造的汉字名词的结果。但经过一些学者的考

证研究，这种看法实际上已经被推翻。

比如2001年茹莹在唐代文献《太白阴经》中找到的记载“夫心术

者，上尊三皇，成五帝，贤人得之以霸四海，王五洲；智人得之以守

封疆，挫强敌；愚人得之以倾宗社，灭民族”[1]。

而实际上还有比这个更早的记载，郝时远在《中文“民族”一词

源流考辨》一文中举出了十个古籍中的例子来“证明民族’一词确属

中国古代汉语的名词”[2]。

其中最早的一例是出自南朝宋齐时期的道士顾欢的《夷夏论》，

其中一段话是：

“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滥用夷礼，云于翦落之

徒，全是胡人，国有旧风，法不可变”。

按照郝时远的解释，这里所谓“民族弗革”，“系指国人的族属

未变，而所谓族属即华、夷之分”[3]

和现在的含义基本一致。

当然在更多的情况下，古籍中“民族”代表与“皇族”相对的普

通百姓，或者是泛指一般的民众，其含义并不固定，而且使用频率并

不高。

在近代首先把“民族”一词对应于国外相应概念的用法，则应该

是和传教士与当时人合作翻译有关：

“道光十七年(1837)德国传教士、汉学家郭实腊(KarlFriedrich

AugustGutzlaff)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九月刊)所载《约书

亚降迦南国》一文中,有昔以色列民族如行陆路渡约耳但河也’一

语”[4]

考虑日本本身的汉学背景，以及对中译西书以及中国当时西学著

作的积极介绍，则日本后来所采用的“民族”一词可能恰恰是从中国

引进的结果，而非传统所说的中国的“民族”一词是从日本引入。

但“民族”一词被频繁使用，以及明确对应并用于翻译西方

nation一词表示的概念，则应是受日本影响。[5]

如郝时远所说：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其间受到诸多思想理论的

影响，如……加藤弘之、平田东助等人翻译的伯伦知理《国家论》等。

其中伯氏的国民与民族的关系理论是对梁启超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之

一。伯伦知理认为民族(nation)是指同一种族之民众，国民(volk)是指

同一国土内之民众。这一观点是对当时西欧民族-国家原则的质疑，也

是从当时日耳曼民族分为普鲁士、奥地利、瑞士的现状出发，故其强

调建立国民(volk)国家，反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上述诸多思想在梁启

超不同时期的论著中都有所反映，但国民’观念无疑是其最重要的思

想阐释内容。

“……梁启超对国民’的理解和大民族’的观念,虽然包含了他在

日本受到的民族帝国主义’思想影响，但是就其对民族’(nation)意

义的理解而言即相当于今天所说的中华民族。

“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可以说是清末民初中国民族主

义思潮发展的集大成,也是系统阐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代表。他

在1924年的演讲中指出，英文中民族的名词是哪逊’(即nation);在

中国，我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我说民族就是国族’。不过，

这里所说的民族’和国族’都是指汉族。”

从以上介绍来看，尽管在中国古代，“民族”一词早已有之，并

且在个别地方，其意思确实类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民族”概念，但这

个名词的固定化，使用的频繁化，仍旧是近代受日本尤其是受西方影

响的结果。

其在近代意义上的普遍广泛使用，本身恰恰是作为对西方的

nation一词的翻译的结果，这点应该没有什么疑问的。

顺便提一下，有些人正是以此为据断言，中国在近代以前没有民

族。连民族的概念都没有，哪来什么民族？

或者退一步说，则也是就算有所谓民族，那也没有民族主义，而

且这个民族和近代西方的民族相比是所谓的古代民族，或者广义民族。

只有在引入了西方的概念之后，才有了近代或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和民

族主义。

这种观点完全谬误，和事实严重不符！

事实上中国古代早就有符合今天所用“民族”一词含义的相应概

念，即便用现在最严苛的标准来衡量也是如此，只不过并非用“民族”

这个词语来代表而已（对应的词语是“族类”），有些人的问题是把

词语同概念本身混淆了！

这一点并不是这里我们要论述的重点，后面再详细展开分析。这

里我们只需要知道“民族”一词中国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