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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知识与发现：

市场是如何运行的，以及市场竞争在何种程度上是有效的，是贯穿经济思想发展史的一个核心内容。经济学家对于竞争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分歧，大致说来，经济学家对竞争的理解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竞争作静态的一般均衡分析；另一类则是将竞争看作是一个发觉的动态过程。前者的代表是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它的发展始于19世纪的古诺和瓦尔拉斯，其所理解的竞争事实上是完全竞争概念。后者则以现代奥地利学派为主，它建立在门格尔传统上，以米塞斯、哈耶克和柯兹纳等为主要代表发展出竞争性市场过程理论，认为完全竞争模型的缺陷在于它描述了一个均衡的状态，却并不探讨导致均衡的竞争过程。众所周知，主流的作为政府干预理论基石的“市场失灵”理论是建立在完全竞争模型基础之上的。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完全竞争模型及其所确立的志向的效率状态，给推断现实市场的有效性供应了恰当的标准：假如现实的市场竞争不同于那个志向模式的话，则应依其程度不同，实施不同的政府干预措施。但是，一旦我们走出新古典世界，将竞争看作是一个过程而非一种状态，将会得出关于政府干预的不同的结论。竞争、均衡与市场过程对于市场运行的有效性，新古典主义的主流微观经济学运用的是完全竞争的均衡分析，而在众多古典经济学家（如斯密）的著作中，竞争则是一个争胜的过程。为此，许多古典经济学家关注到制度的演进过程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赖以立足的制度基础。19世纪的古诺和瓦尔拉斯则将这一描述过程的概念转变为描述一种状态。这样，经济学强调的重点就不再是制度框架及其包含的人的特征，而是转向为获得一种均衡结果而必需满意的条件。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正因为存在对完全竞争的某种偏离，如存在垄断或信息不对称，因而就须要通过政府规制来矫正经济的无效率，这也正是在传统的主流反垄断分析中所谓结构—行为—成果范式（SCP范式）背后所隐含的基本逻辑。旨在论证政府干预之合理性的福利经济学所关注的是：在假设全部有关偏好和生产技术的信息已知和给定的条件下找寻可利用资源之最佳用途，这样，经济问题就只是简洁地运用恰当的手段获得既定的目标的数学问题，因而制定政策所要考虑的也就是如何更好地处理社会所面临的静态经济问题。这就是说，在福利经济学中，理论上确认了一个效率志向，因为现实与这样一种志向世界相比必定显得无效率，而只要市场在某种程度上不能接近志向状态，就须要政府来干预经济从而达到福利经济学所描述的志向状态。这里存在着隐含假定，即政府的替代行为本身的运作是无成本的和完善的。对于这样一种方法，一些经济学家指出，只有当人们把一种已经实现的状态与另一种已经实现的状态——至少是可以实现的状态——进行比较，才是恰当的(Demseta,1969)。主流经济学对市场运行的相识明显根植于其对经济学的定义及其探讨对象的基本理解。众所周知，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中对经济学所下的定义来自罗宾斯的经典定义：经济学是探讨稀缺手段在相互竞争的目标之间的配置的科学，即“经济学探讨的是用稀缺手段达到既定目的所引发的行为”（注：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商务印书馆2000版，第26页。），或它所探讨的是如何对既定的资源进行有效利用的经济性行为或配置行为问题，在其中个人的偏好和技术的可能性被视为经济分析的既定数据，而且它抽象掉了时间的改变，其静态性及其对不确定性的处理意味着没有学习的余地，不能说明学习过程的各种效率，同样，这里也没有创新及其主体——企业家和技术变迁的位置，而这些恰恰是经济进步之源。事实上，从罗宾斯的经济学定义发展到今日一般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最大化的均衡范式，只需一小步(Kirzner,1963)。一般均衡理论只关注于均衡状态及其确定因素，该理论抽象掉了非均衡状态下的发展问题以及走向均衡的路径，从而不能供应对均衡过程本身的分析。均衡理论的一个未言明的假设是：均衡过程是强有力且快速的，这事实上就将说明这种过程的性质的任务假设掉了。在继承了门格尔传统、以米塞斯为代表的现代奥地利学派看来，经济学的惟一任务是进行人类行动的分析，即过程分析(Mises,1949)。现代奥地利学派的本质，即在于它所强调的是正在进行的经济过程，而不是新古典学派的一般均衡分析。这突出地反映在他们关于市场和竞争的概念上。事实上，现代奥地利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最为核心的挑战，就是否定他们对市场作静态的理解和完全竞争概念。在这方面，很多经济学家，如熊彼特、小克拉克、马克卢普等，虽然不能认为其全部著作都是奥地利经济学，但他们都赞同对实际市场活动及过程的强调。这种对市场作为一种过程而非状态的理解，至少可追溯到20世纪20头起先的那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闻名论战。早在1920的那篇闻名的论文中，米塞斯指出，正是在市场交易中，形成了所用的一切种类的货物和劳动的市场价格（被当作计算的基础）：在没有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