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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清代中国茶叶出口贸易详情

我国早有相当广阔的茶叶市场，并形成大商人资本的茶商。因实行茶行制度，茶商具有一定程度的专利权，利润优厚。清代茶商可分三大类型。一为安徽、福建商人，属主要茶产区的茶商，尤以经营安徽祁门和福建武夷茶著称，资本巨大，行销四方。二为陕西、四川商人，原由边区茶马互市而来，后以经营边茶为主，行销康藏。三是山西商人及江浙、湖广商人，经营内地茶叶贸易。其中尤以晋商即习称西客者实力最雄厚，足迹遍全国，并经营蒙古、新疆和在恰克图与俄国的茶叶贸易。

英国东印度公司

我国茶叶亦早有出口。17世纪时即有荷兰人来澳门购茶，而以陆路输俄国为大宗。18世纪起，海路出口日增，以输英国为主。1833年以前，中英贸易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所垄断，而茶叶占该公司自中国出口商品总值的80—90%，其增长情况如表2—45。估计鸦片战争前全部水陆出口茶叶年约45万担，占茶叶总销量的23%左右，价值约858万两，在相当长时期内都是中国出口的第一位商品。

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前，出口茶价很高，红茶每担在26两，绿茶24两。但因系广州一口通商，茶商将茶叶由江南产区翻越大庚岭运至广州，路途艰远，需时六周至二个月，费用很大。而出口业务由广州十三行经手，利润为十三行及东印度公司所夺。东印度公司经营茶叶利润年达350万镑，英政府亦获同样多的税收。

鸦片战争后，外贸中心转移上海。徽州绿茶集中屯溪，由新安江经杭州转上海；祁门红茶或经屯溪，或经九江运上海；水运都不过10日。浙东平水茶由绍兴起运，经杭州到上海，只需5日。而武夷山茶运福州出口，只需4日。上海、福州成为两大茶叶口岸，1856年，上海出口44.5万担，福州出口30.7万担，两共占全国海运出口量的77%。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开埠，成为华茶区的出口口岸，原陆路运俄国之砖茶亦改由汉口出海。至1881年，上海出口茶62.3万担，福州出口66.3万担，汉口出口26.8万担，三大茶埠出口占全国茶出口量的73%。从事茶出口的华商，亦以此三大口岸为中心，进行运销。

表2—45：东印度公司自中国输往英伦本土茶叶量值（1760—1833年）每年平均数

资料来源：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1955年版第14—15页。

*1817—19年平均数

由于国内运输路线缩短，出口茶价下降。但在1876年以前，国际市场扩大，出口递增，出口茶价尚维持较高水平，华商运销获利亦厚。1877—1888年间，出口量增长更快，惟已受印度、锡兰、日本出口茶叶影响，中国茶出口价猛跌。1888—1894年间，虽价格略有回升，但出口量下降了20%，传统的输英茶叶下降尤甚，赖输俄茶增加，稍为非作歹弥补。这时从事出口茶的货商，亦陷入不景气。到1894年，出口茶已超过内销茶，但因茶价下降，出口值已由盛时的400万关两降为300万关两。这期间的茶叶出口贸易情况见表2—46。

表2—46：甲午战争前茶叶出口量值（1868—1894年）

*?出口量包括经樊城陆路运俄数字，以及1887年后九龙、拱北与香港、澳门的帆船贸易数字，故较历年海关统计出口量为大。

说明：

**据海关统计。

***按海关统计的出口量值平均计算。

资料来源：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963年版第1204—1205、1606、1644页。

1、经营出口贸易茶商的兴起

鸦片战争前的茶商，基本上是从事国内贸易的旧式商人，其经营出口茶者，除传统的中俄恰克图贸易外，也只是将茶卖与广州十三行，本身不与外商打交道。鸦片战争后，出口中心移上海，就有一些“多领洋人本钱”的新兴茶商，“挟重金以来”产区，代外国洋行购茶。继之有人开设专与外商作交易的茶栈，以及加工精制茶的茶厂、茶号（国内运销主要是毛茶，出口茶则需再加工）。上海茶商行业发生分工，主营内销者称本庄，主营出口称洋庄。70年代时，上海已有茶栈几十家。采购毛茶，在沪加工精制以销外商的茶栈（5），也有三四十家。在福州，经营出口的茶庄基本代替了原来的西客，乃至在武夷茶产区，“福州通商后，西客生意遂衰，而下府、广、潮三帮继之起，道光夷茶经营为此三帮独占。”汉口原有领部贴（茶引）的旧式茶商20多家，开埠后，俄、英等外商来汉设厂收茶，即出现专与洋行买卖的茶栈七八家。经营毛茶的茶行，包括崇阳、羊楼司等茶产区，1886年达299家。汉口输俄茶原来由西客经营，在恰克图有山西庄100庄，改由海运出口后，西客均告衰退。三大茶埠之外，其他口岸亦出现新式茶商。如九江1861年开埠时尚无茶栈、茶行，次年即出现十六七家，1882年连同宁州、武宁、祁门等产区有茶行344家。

十三行全盛时期，被称为清政府财源滚滚的天子南库。

（1）原广东十三行行商改设茶叶行栈。鸦片战争后，广东行商垄断对外贸易特权虽告废止，但旧行商还继续做茶、丝生意。广东的外国商人也都认为新商“不及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