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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在元杂剧里是非常独特的元杂剧体制一本四折,--第1页

《西厢记》在元杂剧里是非常独特的：元杂剧体制一本四折，演一个故事，

偶尔有如纪君祥的《赵氏孤儿》那样，超出一折；而《西厢记》以五本演一个故

事，计二十折。这在元人杂剧里是仅有的。臧懋循在《元曲选·序》中比较杂剧

与传奇，于杂剧仅提《西厢》一种，视为代表作品，但却不将其选入《元曲选》。

蒋星煜认为，他“决不是低估了《西厢记》的艺术造诣和深远影响，而是认为其

体例与其他元杂剧迥然不同而近于南戏传奇之故”[i]。这大概是后人能够为臧

懋循设想出来的唯一理由。可以推定，根据同样的理由，《西厢记》才被选入了

《六十种曲》，成为这部传奇作品选集里唯一的杂剧作品。但即使丢开北曲、南

曲的音乐属性和语言风格的差异不论，仅从情节结构上说，《西厢记》与传奇作

品的差别之大，也决不小于它与其它杂剧作品的差别。

王实甫的《西厢记》仅十六折，到此已是一个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一旦脱

胎而出，便独立于世，完满自足。一切续作，只能是为蛇添足。不论作者的才情

高低，对这种已定之局都将无能为力。一般认为《西厢记》第五本为关汉卿所作，

古代曲家多有就此比较王、关才情高低的议论。这类比较的关注点，是历来的诗

论、词论、曲论所共同关注的语言风格问题。而明人徐士范从戏剧的整体性上看

问题，认为这类比较不能成立，因为《西厢》前卷已把崔、张的爱情故事写到“情

尽才尽”——话都说完了，后卷作者岂能有所作为？[ii]既然如此，何必要续

呢!难怪那位易喜易怒敢爱敢恨的批评家金圣叹，针对续写《西厢》的不智，幸

灾乐祸地说：“何用续？何可续？何能续？今偏要续，我便看你续!”[iii]按

照情节整一性的要求，其实不独续作四折，即使王作，末折“草桥店惊梦”也难

免“蛇足”之嫌。莺莺与张生结合以后，剧中仅剩下青年们和老夫人的冲突；“拷

红”一折，这个冲突也告解决；“长亭送别”作为全部戏剧冲突的收束，避免了

生旦团圆的俗套，使得这部爱情喜剧凝重隽永，韵味无穷。“送别”之后，又何

用“惊梦”？元人创作杂剧，最为自觉的艺术追求是写曲，在“曲”、“剧”不

能兼顾时，往往弃“剧”就“曲”。《西厢记》前十五折，做到了作“曲”与作

“剧”的高度统一，“曲”就是“剧”，“剧”就是“曲”，看不到一点破绽，

但“惊梦”一折，却只有用牺牲情节的整一性，屈就“曲”的要求来解释：积极

地看，荒郊野店，离愁别绪，最宜得好曲，不忍不写；消极地看，四折一本，定

例难破，不能不写。金圣叹认为，《西厢》故事到第十五折已经结束，所谓“无

端而去矣”，作者所以“不惮烦又多写一章”“惊梦”，“此有大悲生于其心，

即有至理出乎其笔”[iv]。所谓“至理”者，即前十五折一切波澜起伏、悲欢离

合，不知是庄周蝴蝶，抑或蝴蝶庄周，人生不过梦境而已。这个批评一面爱惜《西

厢》至深，不忍指为“蛇足”，一面过于主观个性化了。但对于读惯了杂剧、传

奇的古人来说，看出有必要解释第十六折存在的理由，其批评标准，已经很接近

于欧洲戏剧传统的情节整一性要求了。

《六十种曲》内，最短的传奇有二十七折。《西厢记》以十五折完成一个完

整的故事，与传奇体例相去甚远。李渔深知“传奇之大病”在“头绪繁多”，竭

力主张“以‘头绪忌繁’四字，刻刻关心”，“思路不分，文情专一，其为词也，

如孤桐劲竹，直上无枝”[v]，然而即使他本人的作品，也都在三十折以上。金

圣叹甚至认为，《西厢记》的篇幅结构与传奇体制简直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马牛风于译，理岂互及哉!”他说：“若大《西厢》之为文一十六篇”，“近

日所作传奇，例必用四十折，吾不知其何故”[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