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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视域下的社区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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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6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973（2014）03-0047-04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关键时期，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也呈加速态势，社会管理创新正成为各地政府的追求目标之一。社区治理已是这一波改革创新的主要领域之一。利用新兴的社会资本理论来分析社区治理问题正是近几年研究的热点。笔者旨在以社会资本理论来分析我国近几年来在推进社区治理中的新探索。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梳理及界定

从现有文献看，社会资本这一概念非常庞杂，而且在不同的层次上所指差异巨大。因此，这里有必要先将社会资本概念做一梳理。

社会资本概念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20世纪80年代首先引入社会学相关研究。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换句话说，这一网络是同某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1]202这个概念强调：社会关系网络是一种可以为个体用于实现自己行动目标的资源。布迪厄的观点一般被看作是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用于解决个体行动目标的实现问题。

一般认为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是从理论上对社会资本给予全面系统分析的第一位社会学家。他认为，“社会资本是根据其功能来定义的。它不是一个单一体，而是有许多种，彼此间有两个共同之处：它们都包括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而且有利于处于同一结构中的个人的某些行动；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它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在缺少它时，这些目的不会实现。[2]354科尔曼的概念是中观层次的定义，强调社会资本的社会结构性质，其是特定社会结构的一种属性和功能。他指出了社会资本的功能在于促进个人和集体实现行动目标，它既有利于处于某一特定结构中的个体实现其目标，同时又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问题；他还指出社会资本的作用范围，某些社会资本形式可能在促进某些活动时，同时有害于其他活动。

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的研究使社会资本概念引起了广泛重视。他对意大利南北地区民主绩效的研究发现，社会文化因素是影响制度绩效的关键性因素，即制度绩效与“公民生活”的特性相关，并进一步认为社会资本可能是保持经济发展和政府效能的一个基本前提。他指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3]195相比于布尔迪厄和科尔曼?帕特南将社会资本理论进一步扩展到更为宏观的民主治理研究中，将社会资本视为公民社会的基石，提供了应用社会资本理论来研究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等宏观问题的新途径。

上述三位主要学者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阐述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一套涵盖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较完善的理论分析框架。其后又经过众多研究者的发掘，现在这一概念已广泛为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所借鉴，众多学者都对其赋予了丰富的内涵。但是，有关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一个显著不足，就是还没有一个能够取得广泛共识的基本概念。因此，定义本文中的社会资本，避免因内涵不清而在论述中出现逻辑问题，笔者选择的是在学界更受认可的普特南关于社会资本的基本概念，选取其中广泛认同的信任、规范、网络等基本要素，将社区社会资本界定为：在社区中，个人和组织通过长期的互动，形成一定的关系网络，在这些网络中，社区主体形成了互惠、信任、合作的关系，由此促进了社区合作行为的产生，社区共同体的生成，集体行动能力的提升。

对于本文中的“社区”，笔者仅限定于城市社区，其半径以街道办事处服务范围为准，即社区是指与街居体制服务范围重合的城市居住区。

二、社会资本对社区治理的影响

社会资本理论广泛应用于当前社区自治建设中，是我国目前社区自治理论发展中的一种新探索。这一理论更多关注非制度性因素，比如信任、互惠、规范、参与等，对经济发展、民主政治、社群发展的影响。因此，这一理论似乎对当前我国社区发展面临的困境具有更优的解释力。社区内部的社会资本状况会对社区治理产生正面影响，较早的研究者普特南在其著作《使民主运转起来》中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公民参与的规范和网络等社会资本因素是意大利某些地区民主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他以跟踪研究成果向人们展示了社会资本在民主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我国学者俞可平认为社会资本为“集体行动的困境”的解决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基层民主建设意义重大。[4]张菊枝、夏建中在《社区自治：繁荣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有效路径》中用数据说明了社会资本与社区自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