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指数与幸福城市的建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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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幸福指数与幸福城市的建设-

论文关键词：幸福,指数,幸福,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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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方两会到全国两会，“幸福”近期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但幸福是什么？幸福究竟是否能够加以测量？幸福指数可否作为政绩考核的指标？在幸福城市建设中应当注意哪些问题？本文结合这些问题做些思考。

幸福指数是体现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

幸福，是与“美好”联系在一起的，对它至少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指美好的生活；二是指人们的主观感受和体验。

幸福指数，是一个现代的概念，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为西方决策者所关注，在英文中相应的术语是HappinessIndex或Well-beingIndex。这个概念与生活质量（QualityofLife）密不可分。从一定意义上看,幸福指数是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而生活质量则是幸福指数的现实载体。西方研究者对生活质量有不同的理解，我们认为生活质量反映的是人的存在质量,即在特定社会中人们的各种需要得以满足的程度和水平,它集中表现为人们所享有的生存与发展方面客观福利状况以及所体验到的幸福感水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社会物质财富积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与此同时人们对生活的主观体验问题也凸现出来，生活质量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丰裕社会》一书中首次对生活质量进行了界定。在他看来，生活质量是指人们在生活舒适、便利程度以及精神上所得到的享受或乐趣。心理学家坎贝尔等人则将生活质量等同于幸福感。由此奠定了生活质量研究的美国传统，并暗合了“幸福是主观感受”的理解。与“幸福是美好的生活”相对应的生活质量研究，则典型地体现在后来出现的欧洲斯堪的纳维亚生活质量研究模式，其注重的人们的生活条件、生活水平、生活状况等，即客观生活质量。

经过多年的发展，客观生活质量和主观生活质量呈现出整合的趋势，作为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幸福指数不再只是指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它还包括了一种社会现实。即幸福指数反映了人们的客观生活状况以及主观幸福感，在评价指标构建的过程中，研究者们越来越强调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的有机统一。

城市幸福指数构建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考察城市居民幸福指数时，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居民个人生活离不开城市这个大环境。城市的硬件设施、政策及环境等都会对居民的生活产生很大影响，生活在不同城市中的居民，其幸福程度显然不同。

许多国家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在进行城市层面居民生活质量研究时，强调居民与城市的互动，既关注居民的生活，又对城市的宜居程度等方面加以考察。德国著名生活质量研究专家诺尔教授将生活质量研究分为个体生活质量和社会生活质量两大类。个体生活质量主要关注个体的生活状况和感受，社会生活质量则强调那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个体生活质量的社会因素，比如平等、公平、自由或团结等，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的福利分配和群体关系，目前较有代表性的理念有宜居程度、社会凝聚、可持续发展等。

在我国，适宜居住程度的概念影响较大，主要体现在当前的城市建设中。目前包括上海在内的全国一百多个大、中、小城市都提出了建设“宜居城市”的目标。在各地的具体操作中，宜居概念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归纳起来主要包括社会文明度、经济富裕度、环境优美度、资源承载度、生活便宜度、公共安全度等方面的内容。

近年来，国际上对社会凝聚（SocialCohesion）理论非常关注。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凝聚概念可以囊括社会排斥（SocialExclusion）和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社会凝聚关系到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涉及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如个人、集团、组织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强调社会融合、团结和稳定的价值。社会凝聚是体现社会质量的主要指标，会直接影响个人生活质量，是对传统生活质量概念的必要补充。

上个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Development）成为最受关注和最重要的社会发展模型，该理论解答了怎样在社会发展与和谐之间保持平衡的问题。经济可持续发展要求在不损害其最终依赖的自然资源和社会生活条件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尤其是协调好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社会可持续发展则强调改善社会条件以满足当代人和后代人都能追求幸福的目标。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理念拓展了生活质量的内涵，又与我国的发展策略相吻合，是城市幸福指数指标构建中必须坚持的重要理念。

幸福指数对于城市决策的价值与功能

城市社会发展终极目的是为每一个市民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解，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追求民众的普遍幸福,是公共政策的根本目标导向。将提升幸福指数作为城市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