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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扶贫开发机制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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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克志

就贵州来讲，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贫困落后的主要矛盾和加快发展的根本任务。贵州88个县市区中，有5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能不能如期实现同步小康，扶贫攻坚是关键。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推进扶贫开发事业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西部大开发13年来，中央财政对贵州转移支付高达10052亿元，其中“十二五”前三年5184亿元。

目前，贵州发展条件相对较好、人口素质相对较高、扶贫难度相对较小地区的贫困人口已经陆续脱贫，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受区域整体贫困与民族地区发展滞后并存、经济建设落后与生态环境脆弱并存、人口素质偏低与公共服务滞后并存“三重矛盾”的制约，越往后扶贫难度越大。这就要求我们适应扶贫对象、扶贫阶段、扶贫任务的新变化、新要求，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着力创新“五个机制”，切实增强“五个力量”，推动扶贫开发由“输血式”、“粗放式”、“被动式”、“分散式”向“造血式”、“精准式”、“参与式”、“整体式”转变，确保实现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创新产业扶贫开发机制增强减贫脱贫的内生力量

发展是最大的扶贫，减贫脱贫，关键要有产业。随着基础设施和发展条件的改善，贫困地区农村到了实施大规模产业扶贫的阶段。

贵州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立体气候明显，农产品种类多、品质好，但受气候、土地等条件制约，“礼品”、“贡品”多，商品、产品少，难成规模，没有效益，农民也富不起来。产业要发展，既要有比较优势，又要有规模效益。因此，我们一直致力于整合扶贫产业，培育能够带动面上贫困群众脱贫的大宗特色农产品。

目前正在重点打造“十大扶贫产业”，其中蔬菜超过了1000万亩，茶叶600万亩，中药材300万亩。为了推动扶贫产业的整合，我们改变了以往扶贫资金“撒胡椒面”的分配方法，把资源整合起来向重点产业集中，明确70%以上专项扶贫资金用于产业扶贫，去年省财政投入2.54亿元建设了16个扶贫产业示范园区。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推广“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流转土地建设产业基地，既推动了农业结构调整，实现规模经营，又通过土地租金和劳务报酬，提高了贫困群众的收入。

实现贫困群众脱贫致富，不仅需要农业产业的带动，还需要工业产业提供就业岗位来拉动。在县域经济中，最能够促进农民脱贫致富的工业产业，一个是农产品加工业，一个是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我们围绕提高工业经济、城镇化率、民营经济、县域经济“四个比重”，以“五个100工程”为抓手，建设了一批产业园区和标准厂房，引进了一批企业入驻，去年引进省外到位资金超过5000亿元。过去两年，贵州省贫困人口减少392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园区提供了有效就业，去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55万人，园区就直接创造了22万个就业岗位。

创新城乡互动发展机制增强减贫脱贫的拉动力量

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这句话，对于人地矛盾十分突出的贵州来讲，意义更为重大。

通过城镇化拉动减贫脱贫，当前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如何实现农村人口向城镇的有序流动。在贵州，不仅户籍制度制约了农民向市民的转变，而且由于目前农民享受的优惠政策多，城市的相关保障又跟不上，城市生活的不可预期使一些农民不愿意转变为市民；另外，农民向城镇转移后，给所在城市公共服务供给带来了一定压力，影响了转入城市的积极性。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以全省630万进城务工人员为重点，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划分，全省除贵阳逐步放开外，其他城市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对于进城落户农民，全面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允许他们在一定时间内保留在农村的权益和“两栖”生活方式。

实践证明，发展特色小城镇，是推动农民就近转移的一个有效办法。我们规划建设了100个示范小城镇，带动建设一批产业型、旅游型、移民型、商贸型特色小城镇。到2017年，每个县市都将建成3-5个特色小城镇，全省可新增城镇人口120万，带动城镇化水平提高3个百分点。我们把扶贫生态移民搬迁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计划再用两个五年时间把48万户、204万农村贫困人口搬到城镇和园区，目前已搬了25万人，整个工程可以提高城镇化水平5个百分点。实行政府集中规划提供宅基地模式，结合农村危房改造，引导群众集中建房，既减少对耕地的占用，又可以形成新的农村居住社区，减少公共设施配套的成本，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逐步发展成为小城镇。

推动城镇化，还要解决区域空间布局不合理的问题。贵州省最小的县只有11万人，城镇人口不到3万，乡镇和村布局也很分散，既为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带来了很大困难，又严重影响了城镇的发展。随着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和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推动区域空间优化调整不但紧迫，也具备了条件。为此，我们将重点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