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缺陷及改革建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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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缺陷及改革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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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瞩目的伦敦峰会终于结束,洋洋洒洒六千言的《首脑宣言》也已问世。这份宣言,就恢复经济增长和就业、加强金融监管、巩固全球金融机构、反对保护主义和促进全球贸易及投资、确保所有经济体公平而持续地复苏等广泛问题达成了共识,表达了共克时艰的决心。我们相信,峰会及其宣言将对全球经济的复苏发挥积极作用。

然而,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宣言或许对缓解时下危局有所贡献,但对根除造成危局之根源却缺乏远见,特别是,对于造成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主要祸根之一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问题,宣言基本上没有涉及。这种缺失很难用忽略加以解释,只能归因于会议的主导国家对此讳莫如深。

在题为《携手合作,同舟共济》的发言中,胡锦涛主席强烈表达了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诉求,并明确指出了改革的三项主要内容,即:“健全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定,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在谈到加强全球金融监管协调问题时,胡锦涛主席强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加强和改善对各方特别是主要储备货币发行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尤其应该加强对货币发行政策的监督。”这两段尖锐且富于建设性的表述被《首脑宣言》忽略,恰恰表明其切中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要害。

纵观20世纪的国际货币体系,重大发展变化主要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它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同美元挂钩(所谓“双挂钩”)以及实行固定汇率制的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第二阶段始于1976年通过《牙买加协议》,它确立了美元与黄金脱钩、黄金非货币化和实行浮动汇率制,从而形成了无确定形态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新体制”;第三阶段自1999年欧元启动始,它打破了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的一统天下,开辟了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发展方向。

如今,尽管全球金融危机日趋深重,尽管随着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实力增长,人民币以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可望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现有的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经济秩序还将长期延续,由于美国和欧洲的经济规模和政治实力依然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由于网络效应导致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极强的惯性,由于历史传统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中发挥着特殊作用,等等,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以美元和欧元联合主导的基本格局,势难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性改变。

正是认识到这一点,中国政府才提出“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的目标。进一步,在承认美元、欧元等储备货币仍将主导国际货币体系之冷峻事实的同时,我们坚定不移地要为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广大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争一席之地。

确定了储备货币多元化的基本前提,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点,自然就集中于对储备货币发行机制的调控以及在储备货币之间建立稳定的汇率安排上。这就是胡锦涛讲话强调要“健全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定”的科学逻辑。

(一)多元货币体系下,关键货币之间的汇率应当稳定

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美元独霸世界的弊端,但也增加了新的病因。这种病因的要害,在于各储备货币国家间的货币政策趋势不同、利率走势不同,进而导致汇率变动不居,从而造成货币投机盛行。这意味着,如果不能在各储备货币之间确定某种游戏规则,这种国际货币体系并不会对全球经济发展产生有利影响,反而会形成新的祸害。鉴于此,我们自然就要求对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加强监督,我们自然就要求在多元的储备货币之间建立负责任、有管理、透明且有约束力的汇率关系,我们自然就要求各储备货币国家应对维持这种汇率体系承担主要责任。

(二)非储备货币和储备货币之间也应建立稳定的汇率关系

各国货币间的汇率关系,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关键要素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支柱之一,就是以“双挂钩”为特色的固定汇率制度;其后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以维持这样一个固定汇率制度为其宗旨。

20世纪70年代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了危机,浮动汇率制开始盛行;1976年的《牙买加协议》,则使得浮动汇率合法化;及至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浮动汇率更成为全世界的通则。

然而,关于浮动汇率制的合理性,除了根据某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空洞论证之外,迄今我们并没有看到有充分说服力的解释。相反,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汇率变动不居,为国际投机资本扩大了活动空间和提供了方便的途径,致使十余年来国际游资肆虐,给全球经济运行带来了日渐严重的不确定性。更值得深思的是,虽然世界各国都宣称奉浮动汇率为圭臬,但广大的亚洲国家、拉美国家以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其汇率的实践却都更趋向固定。国际金融学家麦金农于2005年曾做过令人信服的研究,并用“没有信用的浮动汇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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