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制度性原因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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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制度性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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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也日益扩大。全国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由1979年的0.33上升到2000年的0.458，21年间上升了45%，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从理论上讲，在一国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收入分配随着经济的发展会有扩大的倾向，而且适度的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提高效率，促进经济继续增长。但是，中国的收入差距扩大不仅仅是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更重要的是由于政府制定的制度与政策。它使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表现为“阶梯形倒U曲线变异”[1]形态。

一影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制度性因素

（一）户籍制度

按照新古典理论，如果人口是可以自由迁移的，那么人们会自主地从收入低的地区向收入高的地区流动，从资源条件差的地区向资源条件好的地区迁移。这样，在长期中各地区的“人均收入”就会相等。换言之，条件好、较发达的地区随着人口的流入，劳动力竞争加剧，劳动报酬会下降；而条件较差的地区随着人口的流出，人口密度会下降，劳动报酬反而会上升，结果人均收入水平相差不大。这一经济学解释可由一个简单的图形来表示（见图2）。

图2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曲线

假设一国分为两个地区；A地区和B地区。A地区的劳动生产率要高于B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为简单起见，假设两地区的生产率都取决于单一资源——劳动力。如图2所示。横轴表示人口数量，从原点向右度量的是配置于A地区的劳动人口数量LA，从原点向左度量的是配置于B地区的劳动人口数量LB，该国劳动力总量为L。纵轴表示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VMP。A地区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曲线由CD线表示，B地区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曲线由EF线表示。CD和EF曲线斜率为负，表示随着劳动人口的增加，在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下降。假设最初该国的劳动力配置格局是：L1的劳动力在A地区就业，L2的劳动力在B地区就业，L1＋L2＝L。相应地，A地区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为W3，B地区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为W1。也就是边际产品价值曲线上的C（L1，W3）、E（L2，W1）。很显然，两地区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不相等，其中W3大于W1。

假如劳动报酬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如果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既然A地区的劳动报酬高于B地区的劳动报酬，那么劳动力会从B地区向A地区迁移，直到两地区的劳动报酬基本相等为止，都为W2。这时A地区的劳动力总量为L1′，B地区的劳动力总量为L2′，即边际产品价值曲线上D（L1′，W2）、F（L2′，W2）两点（L1-L1′＝L2－L2′）。也就是说，如果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的话，居民收入差距不会较大。

然而，中国历史上形成的行政区划和户籍制度，人为地阻碍了人口和劳动力在不同地区间的合理流动，从而使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为了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现代工业，实施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由于重工业的资本密集度明显高于轻工业，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意味着牺牲大量的就业机会。因此，国家必须对就业问题做出相应的安排，控制劳动力从农村流出，以保障城市居民的充分就业。户籍制度就这样应运而生了。1958年中国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一套较完善的户籍管理制度，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城，限制城市间人口流动。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别就这样人为地“制度化”了。

为何在改革开放以前居民收入差距没有拉开呢？这是因为：国家一方面对农副产品实行低价统收统销，农民每年能获得多少收入全在政府的掌握之中；另一方面对城市工人实行八级工资制度，从而控制了流向城市居民口袋中的钱，这样居民的收入分配状况尽在政府的控制之中，并且大大偏离了其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从而政府可以把收入差距控制在比较理想的“公平”状态。

改革开放以后，上述这种分配格局就完全打破了。随着农村改革与城市改革的相继进行，居民的收入分配与其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挂上了钩。由于城市工业一般采取现代化大生产的生产方式，劳动生产率高于农村，也就是说城市居民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高。再加上多年国家对农副产品实行低价收购和对工业实行投资倾斜的政策，城市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曲线大大高于农村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曲线。在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流动的情况下，中国就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和两种不同的工资率，一个是城市劳动力市场，其除了具有较高的工资率外，还有住房、社保、教育培训等多种福利；另一个是农村农民工市场，其不仅只有较低的收入，而且还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更谈不上有任何福利和补贴了。因此居民的收入差距就拉大了。1978～2000年，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比率从2.37∶1上升到2.80∶1。这种收入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