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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经济体制三项重大改革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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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徐匡迪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院士，成为中国第一位拥有院士称号的市长。近日，他回忆了上海经济体制三项重大改革背后的故事。

教授从政

?1981年，教育部派我到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我十分珍惜这一宝贵的机会，努力参与钢铁冶金新技术的开拓，并旁听了宏观经济学等课程。1983年，我到瑞典兰塞尔钢铁公司做了两年多技术副总经理，在实践中积累了现代企业管理的经验。

回国后，我出任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三年后又被时任上海市长朱镕基任命为上海市教卫办副主任兼高教局局长。

1991年初，我随朱镕基率领的上海市代表团访问欧洲。有一次在法国证券交易所，翻译的同志对可转换债券不了解，翻成了转型的债券。朱镕基问这是什么意思？我进行了解释。

在回国的飞机上，朱镕基叫我过去，他说：“回上海后你不要到教卫办了，我现在缺少懂经济特别是懂国际经济的人，你就到计委去工作。”我说：“不行，我可是不喜欢计划经济的。”他听后哈哈大笑，说：“好啊，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不喜欢计划经济的人到计委去工作了。”他当时已经酝酿改革，要使上海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

谋划改革

1992年小平同志到上海考察工作时指出“上海的改革开放搞晚了，今后要加快步伐”，并提出了加快浦东大开发的任务，为上海加快改革开放吹响了冲锋号。吴邦国、黄菊召开市委扩大会，传达小平同志讲话，号召大家思想更解放一点、步子更大一点。我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兼计委主任，深感肩负的重任。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应当从哪里开始着手呢？我们计委一班人经过讨论，向市委提出从三个方面推进计委自身的改革，得到邦国、黄菊同志的支持。

转变职能

第一个方面，计委转变职能，就要对计划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我们的改革建议是：今后计委只研究总盘子，比如说35%用于工业技术改造，40%用于城市基础建设，还有25%用于社会事业，等等。如果市委批准了这一切块方案，那么计委就把相应的投资规模下达给相关部委，具体项目则由各个部委审批后报计委备案。计委从过去的审批单位变成了一个督促落实的机关。

筹措资金

第二个方面，计委要承担起筹措上海发展所需资金的任务。

朱镕基同志当上海市长时，曾向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借了两笔钱，建起了南浦大桥和杨浦大桥。再要建桥怎么办？我们想到了借鉴国外BOT（注：指私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方式。）的办法，请香港的一家公司对两座桥的市值进行评估，然后向市委建议把这两座桥49%的经营权卖给香港的一个上市公司，即可筹到24亿元用来建第三座和第四座桥。同样，隧道也卖49%，可建造第二条和第三条隧道。之后，我们对沪宁高速公路和沪杭高速公路也采用了相似的办法。这样，我们就把现有资产盘活、投资规模放大了。

土地批租同样是旧城改造、筹集资金的大事。当时上海有350万居民住在市中心的棚户区，要重新建设城市、改善那里人民的生活，必须解决棚户区居民的拆迁问题。计委提出了土地批租的建议。先在城郊结合部盖起一大批经济适用房，供搬迁的居民居住。搬迁以后，居住面积可擴大一倍。因为市中心的土地每平方米大约可以批租8000美元，而城郊接合部建居民小区的土地每平方米只有50到60美元。我们就利用这个差值筹到的款项大搞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市中心的工厂也都退二进三批租给外商去开发。很快，一批大商场、大办公楼在市中心建起来了，市容及道路交通、市区绿化情况也迅速改观。

在这以后的两年中，上海连年高速发展，上缴中央财政每年递增30%以上，最后领导也充分肯定了上海在率先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

放开价格

第三个方面，是放开价格。我们向市委建议，物价的市场化改革可先从水果入手，因为水果是温饱有余的人才吃的。我们试点的办法是果蔬公司只搞交易市场，只管挂牌价，而不管采购，而且挂牌价一定比长江三角洲的其他大中城市每斤高5分钱，货源则放开由个体户来经营。在市场经济中，商品总是向价格高的地方流动。仅半个月，全国的水果产品都来了。

这一改革初战获胜后，接着进行了粮油价格放开的改革。我们建议，在实物帮助困难群体之后，粮油价格可放开，顺价销售，上海人民就能吃到最好的米、最好的油。

后来随着发展，老百姓的要求不断提高，我们也不断调整政策，先是发食品券，自己到粮店选择领取籼米或粳米，后来为了制止倒卖食品券，干脆直接发补贴，自己愿意买什么就买什么。这样，上海的基本生活用品价格就整个放开了。

（摘自《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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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