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教育中精英教育话语分析(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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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教育中精英教育话语分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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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一个相对保守的发展中大国短时间开展大面积远程教育是一个难题。交由顶级大学(TopUniversity,下简称TU)领衔不失为高招,因为这必然激活乐于博弈和模仿的普通高校。请将不如激将,激将不如竞争。要使保守的普通高校心甘情愿被请入远程教育的现代化“毂”中,这一招确也四两拨千斤。不管TU后来何故退出,但其引导作用已完成。当然,这些驱动高校的行政“腕”级机制、高校间博弈现象之妙用、非单一型远程教育推广意义等,均非本文话题。我想讨论的是此事背后的某种中国特色教育文化现象:远程教育折射的精英教育话语的强烈诉求,其影响、其隐蔽性。

一、现象分析:精英教育话语的表现

(一)远程教育之精英教育托管制和话语

在美、日等国,开展远程教育须仰赖TU领军的报道尚不多见。我国TU本为研究型大学和精英教育的标杆,现又拜做大众型(借指这种规模教育质量的微观度量)教育和远程教育之先锋,这同竞技体育倾一国之力搞国家队容易出彩道理相仿。大众化教育的竞技体育现象,也是一种精英话语,且看其表述中的逻辑:

某某TU都办远程教育(DE),其他大学也应当开展。事实上其他TU、一流重点大学TKU(Top-KeyUniv.)、重点大学KU(KcYUniv.)和一般大学AU(AverageUniv.,如美国State打头的大学)的横向竞争,纵向攀比连锁产生。

某某TU领衔DE国家试点工程第一方阵,普通高校也要介入远程教育的必要性不证自明。

某某TU领军远程教育,表明远程教育的先进性。

某某TU办DE,远程教育的可行性、必要性不证自明。

某某TU办DE,为远程教育提供了质量担保。

此外,学理的表述有:

普通高校开展远程教育质量更为可靠和可信。

现代远程教育=新技术+传统教学。

当某TU退出DE(主要层次),据说引起不小骚动,对远程教育热发生降温作用。折射出精英教育话语的反作用:进入说明自己(精英教育主体)行(远程教育院校被边缘化),退出说明别人(远程教育)不行:

远程教育对质量品牌有负面影响。

其实,一些KU、AU没按远程教育规律办学出现曲折。某TU爱惜羽毛,用那上策。问题显示出来:

远程教育是否需要精英教育来托管,是否要实行“远程教育的精英托管制”。

开展大众化教育类型之一的远程教育,本来需要远程教育实践的示范性和经验性,现在恭请学术和技术高端来拉动,可见大众化教育的示范性权威性,实际被置换为精英教育的最高学术话语权。这是中国的教育文化现象,因为国外好像不是这样。我曾听一位美国教授说当初在美国是否开展远程教育成为一所高校政治敏感度的标志,拉动远程教育的是自觉自为性(当然,也有经济利益驱动)。

我国普通高校开展远程教育的内驱力具有两大定位,一是技术定位(教育信息化),二是经济效益定位,包括招生资源竞争等驱动。这可能导致开展远程教育时对以下方面不敏感:

远程教育的社会学功能

远程教育对传统教育的改革,包括教学模式、管理模式等改革

远程教育质量和学术标准

远程教育引起的大众化教育价值判断的变化(价值标准的二元化客观存在,但采取精英标准及其一元化的价值论话语霸权)

这里有必要提出教育价值判断批判和话语批判、终结滥用的精英教育话语权的问题。大众化教育依杖而行在某阶段是必须的,但是精英教育拐杖会带来一些问题,我们必须看到并调整。如今TU自己也意识到精英教育机构涉足某层次远程教育,不但有越俎代庖(精英教育学校越界操作大众型教育)之嫌,而且自己的产出也会出质量的二元混淆。也就是说大众化教育中精英教育话语和话语权的行使,是在错误的场合,面对错误的对象,使用错误的判断,更体现了话语权的跋扈和刚愎自用。这种“独断”已经严重危害教育大众化进程,严重危害远程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这是个重大实践问题。不过,由于误用如此隐蔽,还采取大众乐于接受的精英教育话语(精英教育生产了精英话语的奴隶,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处恰恰在于文化奴隶太多),因此批判设法从实践到实践,必须迂回地通过话语分析来实现。

康德曾分析认识判断在价值判断领域的误用,并在让它们中间划定边界,这项伟大“哲学批判”工作被马克思称为哲学革命。今天,我们也可以把话语和价值判断的越界滥用剖析出来。不过,我不在认识判断和价值判断间划分职责范围,而是在精英价值判断和大众化价值判断间划线,防止精英价值判断越界到教育大众化实践领域行使职权,我称之为“教育价值判断批判”和“话语批判”。远程教育搞到这一步,其警示已经非常直白了:教育的价值论批判不能再拖了,这是教育大众化的重要工作,也是重要贡献。在科学的方法论方面,需要的是价值论的批判,而不是科学理论之证伪。让我们拿出一点勇气,是终结精英教育话语权滥用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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