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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承鲁纵谈中国科技规划、科技体制与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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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承鲁纵谈中国科技规划、科技体制与科学家

编者按：邹承鲁先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生物化学家，在中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是九三学社的老社员。他在科学界以具有社会责任感、坦诚直言而著称。

近日，邹承鲁先生在医院接受了的采访。

关行科技规划问题

在制定规划时，务必充分认识科学的特性

记者（以下简称记）：目前正在研究制定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受到科技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您作为中科院院士、资深科学家，对此有什么建议？

邹承鲁（以下简称邹）：制定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显示了政府对经济状况的信心，也强化了政府相信科技对中国发展至关重要的理念。

我认为我们国家当前有个问题，那就是一说“科技”时，脑子里只想到技术，没有想到科学。一说科技规划想到的就是技术规划。

自然科学发展是自然形成的，不是计划出来的。要根据大家的工作，看谁的工作好，谁的工作有发展前景，然后，你就适当地对其增加支持。而技术是以对自然界的认识为根据，利用已有的知识来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由于它有了科学的根据，就可以树立目标，因此总体来说是可预见的，也是可以根据人们的需要和现实的可能，包括人力、资金和技术条件进行规划的。

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国外很多先进技术我们目前还没有，是应该学习先进技术，赶上人家。这自然是正确的。

虽然科学和技术密切相关，但二者毕竟有所不同，有本质的差异。科学以认识自然、探索未知为目的。虽然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但是却有它的不可预见性。具体的发展途径，一项突破在什么问题上，在什么时间，在何处出现，一般来说不可预见的。科学发展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还表现在：我们现在看见的热点方向是根据当前的科学发展态势所认定的，若干年后整个科学发生变化，重要方向也会随之变化。所以我们认定的主攻方向也必须随时修正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如果我们硬性规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就必然失去机会。

记：针对科学与技术的不同，在制定中长期科学规划中要注意哪些问题？

邹：科学和一部分含有原始性创新的技术都有相当程度的不可预见性。我们在制定规划时务必充分认识这一特征，规划可以一方面指出方向，而在另一方面也必须同时鼓励自由探索，不要在科学上设立禁区，而应在规划中留有充分的余地，以便在形势发展时可以随时修订。

我们以往其实是重视技术，忽视科学，更不用说忽视非热点领域的科学研究了。

我想强调的是，认识到自然科学的发展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就既要重视热点领域，又要鼓励在那些目前虽还不是热点却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基础研究领域中去进行自由探索，对自由探索中已经取得有意义进展的项目，不仅不能予以限制，还要给以鼓励和支持。无论是追踪热点还是自由探索，关键都在于有自己创新的学术思想，这样才能在根本上取得重大突破。

关于科技体制问题

科学管理体制要改革的关键问题是“人治”

记：您认为在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中，还有什么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

邹：在迄今进行的中长期科技规划讨论中，中国科技体制问题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认真的考虑，中国科技发展还有根本的体制问题没有解决：中国科技管理目前仍然停留在“人治”阶段，社会和科技界的人际政治在多个层面起重要或主导作用,而科技业务上的优劣在现有体系未能发挥适当的作用。

科技管理应该采用“竞争优胜体制”，即真正按照科技专业水平及其意义来进行竞争和选择，使优胜课题胜出，得到支持。

记：在科技管理上如何实现“竞争优胜体制”？

邹：需要真正搞科学、懂科学的人来管科学。现在和上世纪50年代不同，50年代如果说这类话是右派言论。钱伟长、曾昭抡等联合写了篇文章谈这个问题，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于是被打成右派。现在很多科学家已经是科技界的领导了，一些科技部门的高级管理人员也都有教授头衔，但也不能说这个问题就已经解决了。有教授头衔不一定是真正的科学家，我们现在的一些头衔比较滥。有人说过，“假文凭不可怕，怕的是假的真文凭”。什么叫“假的真文凭”？就是文凭是真的，某某名牌大学发的真文凭，但文凭的来路不是靠自己努力，而是由不正当途径，比如说派秘书代理上课写论文。这样即使有博士、教授、研究员头衔，但却不能说是真正的科学家。并且一个科学家如果长期脱离科学工作就会逐渐丧失科学家的品质。

目前的关键问题，还是管理体制，仍然处在“人治”阶段。

记：如何使我国的科技体制完全走出“人治科技”的阶段呢？

邹：要从人治科技变到竞争优胜的体制，首先必须明确政治和科技的界限，区分“政治决定”和“科技专业决定”。政科分离要从界定政治领导、专家和行政人员的作用开始。政治领袖可以决定或影响科技与国家和社会有关的全局层面，而具体问题要由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