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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的“隐身”与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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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这种译文应向原文无限靠近的观点，在德莱顿(JohnDryden)把译者比作“奴隶”的喻指中早有反映：译者必须绝对服从原作的意思。通过对当代西方译论中有关译者理论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出，随着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被置于一个多元、动态的系统之中。译者主体性研究必将伴随着整个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而得以深入。

关键词：译者，译者主体性，西方译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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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译者的“隐身”

韦努蒂(LawrenceVenuti)在他的论著《译者的隐身》(Translators’Invisibility)中，将传统翻译观里译者的身份形象的比喻为“隐身”，即在译文中看不见译者的痕迹，认为理想的译文应该透明得像一块玻璃，让读者感觉不到他是在读翻译作品。(Venuti,转引自郭建中，2000)

这种译文应向原文无限靠近的观点，在德莱顿(JohnDryden)把译者比作“奴隶”的喻指中早有反映：译者必须绝对服从原作的意思。直至泰特勒(A.Tytler)在《论翻译的原则》(EssaysonthePrinciplesofTranslation)一书中提出的翻译三大原则：传达原作思想、复制原作风格、显现原作的流畅(陈德鸿，张南峰,2000：9)，也无非是这一观点的重复，目的是要令译文读者如原文读者般理解得清楚透彻，感受得深切热烈。

把翻译认为是语言层面的语际交流和语码转换，强调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在现代翻译理论中的语言学派仍然得到了继承。它以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法对语言结构所作的严密分析为基础，研究原语和译语之间在词法与句法上的一系列对应和转换规则，追求原文和译文的等值。正如奈达所说，“现代语言学对翻译最有意义的贡献，恐怕就是使翻译工作者解除了前一代人在语文学上的种种假定和臆测的束缚。”（郭建中，1999）翻译研究开始走上科学的道路，但对等值的追求，仍使原文处于权威地位，译者扮演着亦步亦趋，固步自封的角色。

二、面向译语系统的翻译研究：

翻译研究经历了一个由“以原著为中心(source-textoriented)”到以“译语为中心(target-textoriented)”的过程转变。例如法国学者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Berman)在《翻译批评论：约翰·唐》一书中就明确提出了“走向译者”的口号，并认为翻译研究必须以译者为主体和基本出发点。

自1990年苏珊·巴斯内特(SusanBassnett)和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Lefevere)在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HistoryandCulture)一书中首次正式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问题，翻译研究便首次开始摆脱译作与原作二元对立的封闭、静态的体系，进入语境、历史和文化等宏观动态的境地，探讨影响整个过程的操控因素。(孙致礼，2003：121)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促成了面向译入语文化的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埃文-左哈尔(ItamarEven-Zohar)、图里(GideonToury)的多元系统论与描述翻译理论,以及西奥·赫曼斯(TheoHermans)为代表的“操纵学派”(manipulationschool)理论。论文大全。多元系统论为面向译入语的翻译理论提供了理论框架，操纵学派的“翻译就是文化改写”也就是操纵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翻译的全新视角。

如果说我们目前谈及的翻译理论还都承认原文的存在，把原文作为其阐发论述的基点之一的话，那么现代阐释学，尤其是解构学派将从根本上颠覆、解构原文，指出翻译是“创造性”的，是“叛逆”。译者的主体性在这里充分地得以彰显。

三、译者主体性的张扬:

“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是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Escarpit)首先提出的。他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说翻译是叛逆，那时以为他把作品至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它是创造性的，那时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以为它不仅延长了作者的生命，而且还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埃斯卡皮，转引自屠国元，朱献珑，2003：8)。他的这种有关创造性和再生的观点，在当代阐释学和解构主义学派各有很好的体现。

1.“巴别塔之后”：创造性阐释

阐释理论在当代的新发展源自于德国的“接受美学”。接受美学主要是探讨读者所担当的角色。论文大全。将其应用于翻译领域，就是要注意：译者，同时本身又作为原文的读者，是一个主动和具创造性的角色。论文大全。对“创造性”的强调，是阐释理论突出的特点之一，从而把译者视为一个鲜活、能动的个体。真正的理解是对语篇作出“创造性的重新阐释”。(Schleiermacher，陈德鸿，张南峰，200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