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业监管报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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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业监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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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托业监管与经营的简要动态

（一）信托业进入严监管周期

自2018年始，信托业监管环境就发生了重大转变。上一年度金融监管报告中的信托业监管部分曾经重点分析了濒临周期拐点前的大量事实。事后看来，转变的信号在临近2017年底时就已经被释放出来。标志性的事件是中国银监会发布了〔2017〕55号文[1]，该文件旨在加强银信类业务的监管。它传递出的监管信号进一步指向了敏感的通道业务。通道业务曾经被视为信托业务从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实现V型反转的重要推手。在那段时期，信托业务的逆势扩张不同寻常。与其他金融同业相比[2]，当时信托业在通道业务与股票配资杠杆方面的监管要求相对较低，从而赢得了阶段性的同业竞争优势。伴随这些敏感业务领域严监管政策的到来，形势再次发生反转。在2018年上半年，信托业的严监管力度空前，导致业务规模迅速收缩。

在金融监管的大环境中，信托业进入严监管周期的时机与逐渐酝酿形成的“资管新规”密切相关[3]。2017年11月资管新规的征求意见稿发布，标志着在代客资产管理业务领域金融同业之间监管标准不统一、不协调的问题已经进入逐步解决的日程。自2016年以来，在整个金融监管领域，以“防风险、去杠杆”为主旨的严监管态势逐渐从银行业向证券业、基金业和保险业蔓延。这种不同金融行业之间严监管政策的不同步或时滞效应，一度为信托业开展通道和杠杆业务提供了机遇，同时也为监管风向转变引发的冲击积蓄了更大的能量。顺周期效应在这里彰显无遗。尽管金融监管从不同步向同步靠拢的信号越来越清晰，但迟来的严监管最终还是让信托业手足无措。就政策影响的严重程度而言，2018年信托行业经营状况受到的冲击超过了2013年的“钱荒”和2015年的“股灾”。可以说，长期以来对不符合监管要求或有待转型的传统业务根深蒂固的依赖，导致信托业一旦被调整，后果就非同一般。

从征求意见稿出台到2018年4月份定稿发布，资管新规的核心内容及影响都体现在整顿具有影子银行性质的非标融资业务。资管新规从此核心内容出发，延伸出打破刚性兑付、取缔资金池、穿透多层嵌套、去通道和去杠杆等重要细节内容。关于去通道和去杠杆的监管要求，可能直接冲击到信托业务在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底实现的扩张。银行业持续的严监管政策对非标融资业务产生了紧缩效应。这种紧缩效应最初有利于改善银行表内融资息差与传统的债权类信托融资息差（或信托报酬率）。这种暂时的利好可能让受益机构产生幻觉，掩盖后面的负面影响。2018年严峻的金融形势表明，非标融资的持续紧缩将导致更大范围的严重金融紧缩以及信用风险上升。信托业已经进入经营规模下降、风险上升的紧缩时期。

（二）信托业经营进入衰退周期

在过去大约两年半的时间里，信托业总资产规模的季度同比增速表现出清晰的周期性特征。该指标从2016年第三季度开始提速，在2017年第三季度达到阶段性峰值（34.1%）。此后它便拐头向下，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降为-4.8%。相比较而言，信托总资产规模的季度同比增速表现类似，只是波动幅度略大（见图1）。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末，行业受托资产管理规模总计23.1万亿元，相比2017年底降低了3.1万亿元，当季同比增速降至-5.2%。受托资产在2018年出现了连续三个季度的环比负增长。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事实。在此之前追溯至2010年中国信托业协会开始披露行业季度数据之时，受托资产环比增速只有在2015年第三季度出现过一次负值。该指标更清晰地表明了2018年调整的严重性。毋庸置疑，行业经营状况已经陷入衰退周期。

伴随经营规模指标的恶化，信托业的经营风险水平也呈现快速上升势头。根据中国信托业协会公布的行业统计数据，行业风险资产规模在2018年第三季度达到2159.7亿元，相比2017年底的水平大幅跳升64.3%。该指标与信托资产规模的比值为0.93%，相比上一年底的水平增加了0.26%。在最新的季度数据中，集合资金类信托业务的风险资产占比更为突出，达到1.5%。自从公布相关行业数据以来，上述指标值都达到了历史最高位。

信托业经营规模与风险指标在2018年前三季度的急剧反转具有警示意义。结合资管新规以及业务整顿的现实背景来看，当前的行业调整显露出长周期拐点的严峻形势特征。过去长期以来，一直驱动信托业务持续发展壮大的制度红利已经大幅衰减。这里所谓的长期，甚至可以追溯到2004年银行理财业务创新发展以来。因此，可以预判即使未来行业经营状况企稳，也很难再恢复到过去的高速增长轨道。从短期来看，从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的短暂繁荣终结了。驱动这段繁荣的一些因素已经消退。国内经济与金融形势从2018年开始变得更加严峻，也不利于未来信托业务的快速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