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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近代激进与保守主义的关系

——基于杜亚泉相关思想的研究

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两大思潮，对中国的社会和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杜亚泉作为保守主义的重要代表，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将以杜亚泉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杜亚泉和陈独秀关于东西方文明的论战以及杜亚泉政治思想的转变过程的梳理，来分析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复杂关系。

（一）杜亚泉和陈独秀的论战

杜亚泉和陈独秀的论战主要围绕对东西方文明的不同看法而进行，通过对东西方文明特点的不同认识上，两人在评价与对待东西方文明以及构建未来中国的文化方面产生了截然相反的观点，论战由此展开。

关于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方面。1915年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指出，东西民族的根本思想各成一体，二者存在很大差异：西洋民族以战争、个人、法治和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则与之相对的分别以安息、家庭、感情和虚文等为本位，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载《新青年》，1915年12月1卷4号。因此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不能相容的。而杜亚泉则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一文中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载《新青年》，1915年12月1卷4号。

陈独秀和杜亚泉在东西方文明差异方面的不同看法导致了两人对东西两种文明的不同态度。通过对东西方文明的比较，陈独秀赞扬了西方文明中勇健好斗、崇尚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力、专任法治等特性，认为其对推进国家强盛和社会进步有着积极意义；而对“尚安息，恶斗死，宁忍辱”的民族性和重家族宗法的习性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并认为“凡此种种恶风，皆以伪饰虚文任用感情之故”。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载《新青年》，1915年12月1卷4号。杜亚泉则认为，东西方两种文明之间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东西文明的性质不同但不存在程度上的差别，“当两种文明接触之时，固不必排斥欧风，侈谈国粹，以与社会潮流相逆。第其间所宜审慎者，则凡社会中，不可不以静为基础，必有多数之者，乃能发生少数之动者。”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载《新青年》，1915年12月1卷4号。

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转载于《长城》，2003年第1期：P8.

由对东西文明的不同态度出发，杜亚泉和陈独秀分别就能否调和与统整东西文明提出了不同的主张。杜亚泉1917年在《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一文中指出，“东西洋之现代生活，皆不能认为圆满生活，即东西洋之现代文明，皆不能许为模范之文明”，杜亚泉：《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转载于《长城》，2003年第2期：P5.随后杜亚泉分别从经济状态和道德状态两方面分析了东西方文明各自的弊端，并认为，“战后之新文明，自必就现代文明，取其所长，弃其所短，而以适于人类生活者为归”。杜亚泉：《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转载于《长城》，2003年第2期：P5.在此基础上，杜亚泉于1918年《东方杂志》上发表《迷乱之现代人心》一文，进一步提出了统整东西文明的想法。在杜亚泉看来，中国传统文明在有效统一、整合国人的思想方面是成功的，并且历经数千年之久而未受摧残，这正是“吾固有文明之特长”，因此必须“以吾固有文明为绳索，一以贯之”，他指出，“今后果能融合西洋思想以统整世界之文明，则非特吾人之自身得赖以救济，全世界之救济亦在于是”。杜亚泉：《迷乱之现代人心》，转载于《长城》，2003年第4期：P7.针对杜亚泉提出的统整主张，陈独秀先后在1919年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质问〈东方杂志〉记者》和《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对杜亚泉的观点进行了批驳。他指出，在学术方法上，“但见分析与综合，在学术发展上有相互促进之功；而不见分化与统整，在进化规范上有调剂相成之事”。陈独秀：《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转载于《长城》，2004年第2期：P189.随后陈独秀通过对历史事实的陈述证明“晚周为吾国文明史上最盛时代”，并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和西方民主思想的本质区别进行了分析，指出“统整为害于进化”，从而对统整学说提出质疑和驳斥。在批评杜亚泉“统整”的同时，陈独秀还通过《调和论与旧道德》一文批判了“调和论”。陈独秀认为，作为人类本能上的一种恶德和文明进化上的一种障碍，惰性造成了新旧杂糅调和缓进的不幸现象，但这不是社会进化上应该如此的道理，因此调和论只能看做客观的自然现象，不能当做主观的故意主张。在陈独秀看来，中国和西洋的旧道德观念都不彻底，而且有助长人类本能上不道德的黑暗方面的部分，因此要进行道德革新，“我们主张的新道德，正是要彻底发达人类本能上光明方面，彻底消灭本能上黑暗方面，来救济全社会悲惨不安的状态，旧道德是我们不能满足的了。所以若说道德是旧的好，是中国固有的好，简直是梦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