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网络公共事件中的传者框架与网民情绪探究-以新浪微博教师AA聚餐被通报事件为例.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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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网络公共事件中的传者框架与网民情绪探究

以新浪微博“教师AA聚餐被通报”事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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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社会舆论生态中呈现出微博微信双平台交织传播的现象[1]，然而微博作为更具媒体属性的网络平台，其在网络公共事件中的“广场效应”是微信等新兴社交媒体所不可比拟的。随着公共事件的网络曝光，社会转型期所积累的心理压力通常会在微博这个舆论场有所折射和释放。[2]通过用户情绪化的表达与传播，情绪得以持续和强化，进而形成同质化的非理性情绪状态，此类现象使得公共事件中的情绪成为社会中不稳定、难把控的因素。[3]加之网络推手的炒作、媒体的挖掘、网民的围观等极易使得单独的事件演变为公共危机。[4]

从学理上来看，公众情绪化表达来源于其对“客观现实”的认知，这种认知通常是媒介有意无意建构的结果，即基于“传者框架”下构建出“拟态现实”。“框架”的概念最早由贝特森（GregoryBateson）提出，他认为框架是一个有限定性的阐释性的语境。[5]这种语境中存在一种“诠释规则”，通过此规则来搭建社会生活的认知结构。公共事件中，传者通过框限现实的“取景”并使之在传播文本中更加突出，进而影响用户。在框架理论中传者的“框选”实为对现实的建构，传者通过选择所感知的现实的某些方面，并使之在传播文本中更加突出，用这样的方式促成一个独特问题的界定、因果解释、道德评价，以及如何处理的忠告。[6]

网络舆情是网民关于某些问题的发生、发展、如何处置等的情绪、态度及意愿，是具有共识性和衍生性的情绪。[7]网民情绪的产生与事件发生、发展、处理结果等高度相关，而传者的框选涉及事件界定、因果解释、问题解决方案等，由此影响网民情绪走向。因此，准确把握传者框架与网民情绪的学理，在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研究中显得至关重要。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当前学界框架与情绪的研究较多，相关内容涉及框架研究的三大领域：框架内容、框架设置、框架效果。

框架内容方面，尹连根通过对深圳“5·26”飙车案的框架内容分析，认为在对事件的解读中网民存在对抗性解读与优先性解读的分化。[8]对抗性解读集中于对公权部门的质疑、抨击、诘问，优先性解读体现为对警方的认同、仇富仇官心理的鞭挞等。通过对网民解读的分析发现公众对事件的参与以及意义建构左右了事件的进程与态势，也使得民意有了表达的突破口，意识形态的操纵由此变得愈加困难。

框架设置方面，主要是分析框架中的隐喻、脚本等对情绪的影响。隐喻是框架装置的重要内容，[9]在隐喻与情绪关系方面，文巧平以事件框架中的言语隐喻为研究对象，探讨隐喻理解与情绪生成的关系，研究发现个体在经历隐喻时所处的“体验空间”（如社会习俗、时代特点、价值观等），会介入隐喻理解的认知过程，促使人们形成不同的情绪。[10]方洁对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冲突事件进行框架分析，发现“冲突”是新媒介事件脚本的特征，这种脚本能在短时间内激化情绪。[11]大众媒体虽然力图“调和”矛盾和分歧，但往往忽视对真相的探寻，缺少报道的平衡性，甚至主动迎合网民情绪，导致事件的情绪泛化。

框架的情绪效果方面，毛良斌采用实验的方法研究情绪框架的传播效果，研究发现恐惧诱导的情绪框架会显著提高社会公众对事件风险的恐惧程度。[12]在恐惧诱导的情绪框架中，个体的恐惧情绪是能够影响议程设置效果的重要心理变量，事件与个体之间的利害关系则是重要的调节变量。

此外，还有学者研究情绪的框架效应。如吴静杰等研究悲伤与焦虑情绪对框架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悲伤情绪能够增强框架效应，焦虑情绪对框架效应无显著影响。[13]

上述研究涉及框架与情绪的多个维度，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也存在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较大空间。在框架类型与公众情绪方面，虽然有学者研究过某种框架的情绪效果，如沈阳等发现解决问题框架在信任培养中致效明显，但在公共事件中框架类型是多维的，不同框架下公众情绪的表现有所区别，[14]学界对此目前少有详细论述。

本文着重探究以下问题。

1.不同框架下网民情绪指向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如存在差异，哪种框架对网民情绪指向会产生更为显著性的影响？

2.不同框架下网民的情绪类型有何表征？不同框架的情绪效应如何？有无典型的框架能够刺激或消解网民的负性情绪？

三研究方案

（一）案例选择与数据收集

研究团队以公共事件的典型性、参与性、可检索性等为样本选取原则，选取2016年10月10～18日新浪微博中的“教师AA聚餐被通报”事件为研究案例，探究传者框架下的网民情绪。

2016年9月9日中午，山西长治市屯留一中的部分老师在饭店聚餐并饮酒，被屯留县纪委全县通报批评。由于事件发生时学校已经放假，老师聚餐并未动用公款而且是AA制，人均消费额也较低，因此该通报引起了争议。2016年10月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