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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固族民歌数据库的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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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中国民歌集成·甘肃卷》中裕固族民歌的采集背景、具体内容和完成质量的分析，阐明了“集成”是裕固族民歌数据库建设中基础数据源的不二选择，并立足于大数据时代数据库的“数字人文”思维剖析了裕固族民歌数据库建成对其传统人文领域研究的可能性与意义。

关键词：裕固族民歌;数据库;数字人文

数据库在大数据与数字人文的助推下正悄无声息地成为传统音乐文化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这种“数理”优势正在强力驱动音乐文化领域的各类数据库建设及其数据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浪潮中，人口较少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数据库建设更显得迫在眉睫。裕固族作为中国唯一且甘肃省独有的人口较少的民族，因其文字的缺失，一代代裕固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民族独特的文化基因符号深深地刻在了一首首民歌中，几百年来口耳相传得以延续。建立裕固族民歌数据库对其传统音乐文化储存、保护、传承与相关科研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总体来讲，民歌数据库建设包含民歌数据内容与数据表达两大部分，一般情况下，音乐学者负责民歌数据的来源、质量和行业规范。而数据表达部分则多由信息技术领域的专家完成或主导。

1裕固民歌的历史集成

音乐文本的基础数据源应该是裕固族民歌数据库建设的首要问题，它直接影响到数据库的准确性与可靠性。一般来讲，可靠性最高的是第一手资料，但是对于裕固族这样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人口较少的民族来讲，其民歌流传基本依靠口耳相传，没有了文字符号，语言几乎成了唯一的传续纽带。但随着现代文明对裕固人原有文化语境的“改造”，裕固后人的母语继承链条被不断消解，加之生活方式、审美取向、价值判断与其母语文化的渐行渐远，以至现在能用本民族语言演唱传统裕固族传统民歌的人越来越少，曲目的流失愈加严重。此种状况下，采集到的民歌资源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与其黄金时代相去甚远。所以，裕固民歌数据中，音乐本体部分主要数据来源就不得不考虑其历史文献。对裕固民歌的系统搜集和整理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笔者以为其中最优版本是1986年完成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卷》（下文简称《集成》）中收录的裕固民歌部分。《集成》完成于20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伊始，当时对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来讲，其生活习俗及包括民歌在内的文化生态都更接近其“原生”状态。更重要的是《集成》工作虽成于1986年，但却始于20世纪60年代，最终在集大成者杜亚雄先生的《裕固族民歌精选》246首的基础上完成。

1986完成的《集成》中共收录95首裕固族民歌，分西部（尧乎尔）和东部（恩格尔）两大部分，这种分法基于分布区域和演唱语言。实际上裕固族人讲西部裕固语、东部裕固语、汉语和藏语4种语言。从理论上来讲，裕固民歌也可用这4种演唱语言来分类。但事实上，除了单独用这4种语言演唱的民歌外，还有用其中的2种或3种语言混合演唱的情况，且这种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一般认为，纯粹用裕固语演唱的民歌属于本民族的传统民歌裕固民歌，与其他民族语言混合演唱的属于较晚出现的“新民歌”。从这个角度来讲，裕固民歌又可以分为传统民歌和新民歌两部分，这里又牵扯到现代裕固人的语言结构问题，要想直接区分传统民歌与新民歌已非易事。

再者，《集成》中将西部（尧乎尔）民歌按题材分叙事歌类、婚礼歌类等11类，共70首;东部（恩格尔）民歌分叙事歌类、赞颂歌类等7类，共25首（详见表1）。这些民歌在2017年出版的《甘肃民族民间歌曲全集》中再版，并将当时原班人马采集而未入编的32首民歌补录其中，使曲目达127首。前后两个版本区别有二：其一，原有题材分类的文字表述皆冠之以“长调”或“短调”民歌体裁形式加以区分，并整合了部分题材分类。例如，将“集成”中“催眠歌类”“学步歌类”“送葬歌类”“也赫哲歌类”这4类并为“短调·习俗歌”类，终使西部裕固民歌题材分类由原来的11类调整为7类，而裕固族东部民歌直接以长调、短调和少年这3类体裁区分。其二，1986年《集成》中对每一首民歌的唱词不但标注了汉语翻译，而且对演唱的裕固语言进行了国际音标注音。而2017《甘肃民族民间歌曲全集》中删去了演唱裕固语的国际音标注音部分，这样做的具体初衷是什么不得而知，但作为裕固族民歌数据库建设来讲，必是要将国际音标注音录入其中的，对于体裁与体裁的分类也理应如此，同一首民歌的两种甚至多种体裁表述或归属都应遵循历史文献原貌。因为如果不明了选取对象的多种表达方式，在提取数据时就会出现各种漏选，基于数据库研究的准确性自然会令人质疑。[1]

要补充的是，除1986版的《中国民间集成·甘肃卷》和2017年的《甘肃民族民间歌曲全集》之外，2000年的《中国歌谣集成·甘肃卷》中收录了55首裕固族民歌的汉语译词。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并没有按东部裕固族和西部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