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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认知心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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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从标本、事件、自然现象和这种或者那种实验发现中推论出自然法则。对认知科学家而言，可比的原始材料就是思想，可是，神经的排放，或者可以指示思想的脑波尽管可以通过示波图加以追踪，但却不能透露里面的任何东西出来。体态、表情、数学或艺术符号及演示（如在运动培训中）可以传达思想，但也只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思维可以观察到的主要形式还是语言，因此，它也就堂而皇之地被称作“心灵的窗口”。

人们当然也可以说语言是思维的足迹，因为语言不仅仅传递思想，而且还在其结构中带有思维如何工作的痕迹。对通过这些痕迹显露出来的思想过程进行的研究是心理语言学家的地盘。（语言学是一门旧学科，它主要处理语言本身的特性。）

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语言的痕迹：小孩子们倾向于把不规则动词和名词当作规则动词和规则名词进行处理（“小狗跑溜走了，”“那个小孩子长生了两粒牙”）。可是，他们并没有听到过成人这么说，因此也不是模仿所致。心理语言学家说，这种错误显示，孩子们能够辨认成人语音中的一些规则，如加上“ed”就可以形成一个简单的过去时，加上“s”或者“es”就可以做成名词，然后认为这种规则适用于所有动词和名词（这种倾向称作“过高归纳”）——这证明，人类思维自发地根据例子而形成概念，再把规则应用到新的情形中。

这只是心理语言学家们在语言中找到的思维过程留下的少数痕迹之一。这并不是只在英语中才有的情况。类似的情形可以在任何语言中找到，而且好像还是人类思维的特征之一。“我们对人类语言观察得越多，”洛衫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领头的心理语言学家维多利亚·弗罗姆肯说，“它们越像是由同一些万有原则和制约所掌握着。”

这种万有原则当然不包括语法和词汇在内；从这个角度来看，英语、斯瓦希里语、巴斯克语可以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可是，在听说这些语言而长大的孩子们中间，他们能够在不需要教授的情况下区别名词的单复数形式，代表过去和现在的动词形式等等，并为自己建造一套主管这门语言的规则。同样的，他们直觉地学会了掌握词序的基本规则，并能利用正常的词序建造一些简单的感叹句来。没有哪一个讲英语的孩子会说：“牛奶更多一些想我。”也没有哪个讲另外一种语言的孩子会把基本的词序搞错。

本世纪中叶以前，心理学与语言学几乎不搭界，可是，随着认知革命的到来，有些认知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看到了各自学科的新发展，并呼吁通过另外一门学科来扩张自己这门学科。比如，语言学中有关语法工作机制的某些新理论意味着，思维在处理概念时会执行一些行为主义心理学不能解释的复杂操作。1953年，一系列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在康奈尔大学举行了一次学术会议，讨论了它们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并采纳了“心理语言学”这个名字，以确定为语言心理学研究的名称。

心理语言学当时还是一个不太为人知道的新学科，4年以后，哈佛教授协会的一位29岁的年轻会员发表了一篇专题论文，从而使这门学问受到人们的注意。在这篇专题论文中提出来的理论，已经成为当前这个时代里心理学的两大重要发展之一（另一个是人工智能）。其作者便是诺姆·乔姆斯基，他的一些观点我们在前面已经听说过。

乔姆斯基有一头蓬松的头发，戴着眼镜，是位浑身皱巴巴的天才——可说是知识分子的典型。他差点就没有当成心理语言学家。他在大萧条时代纽约激进的犹太社区里长大，但他父亲却是一位知名的犹太学者。年轻的乔姆斯基还在小时候就已经掌握了闪族语的一些基本结构知识，也了解到语言学大致是什么东西。这两样，一样是缴进的政治学，一样是语言学，从此以后就主宰了他的一生，可有一阵子，乔姆斯基政治的一面几乎就克服了语言学的一面。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过两年书，发现学术生活比较起左派政治生活来说十分枯燥无聊。1948年，他准备去以色列，准备在那里从事一种激进的、理想主义的阿拉伯-犹太工人阶级运动，这时，他遇到了泽尔格·哈里斯这位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语言学教授。他们因为共同的政治信仰而相遇，可是，乔姆斯基很喜欢，也很敬佩的哈里斯让他对语言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使他放弃了去以色列的打算，转而投身于语言学和左激政治运动。

当乔姆斯基遇见他的时候，哈里斯正打算发展一个基于行为主义原理的语言学系统，这个系统将能够解释语言模式而不必推论其意义。可是，他的计划有误，而且，在许多年里，乔姆斯基花了很多精力试图使其产生作用。当他达不到目的时，他放弃了哈里斯的理论，并在两年时间内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可笑的是，乔姆斯基是位左派分子，而他的学说的中心议题，如他在《句法结构》专题论文中所述的，却是说，语言知识和能力的某些方面是天生的，不是后天学成的，这个观点是左派分子、自由主义者和接受过行为主义培训的心理学家们认为是唯心灵主义和反动的。

乔姆斯基认为，孩子使听到的语言产生意义，以及获取语言的途径，不是通过语言的语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