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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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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

随着生态运动的蓬勃发展，2http://wWW.LWlm.CoM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批新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诸如法国的乔治·拉比卡、英国的瑞尼尔·格伦德曼以及戴维·佩珀等，他们无论在理论建树还是实际影响方面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而在这新一代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中，尤以佩珀最为醒目，他极力把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深层生态主义的观点综合成一种激进的绿色政治，力图对生态社会主义作出自己的诠释。他所提出的许多观点，尤其是关于生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等问题的看法，不仅与传统的生态主义截然不同，而且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也有明显差别。深入研究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当代资本主义及西方社会主义理论的现状与发展，进而丰富、深化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与实践不无裨益。

一、马克思主义对于生态社会主义至关重要

作为一个从生态主义走向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佩珀所提出的生态社会主义、尤其是他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之根本原因以及克服生态危机唯一出路的理论分析，为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注入了生机、增添了新的活力。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从一定意义上讲则源于他明确主张：绿色运动要脱离后现代色彩的生态中心主义，重返人类中心主义并回到人类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佩珀认为，生态社会主义之所以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首先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包含丰富的生态保护思想。佩珀清楚地意识到，自生态运动开展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与生态保护的关系问题就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其中，以生态原旨主义者为代表的“绿绿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其自然概念往往持否定态度，他们甚至认为，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为人们伤害自然、破坏自然提供了理论根据。比如奥康纳曾指出，“尽管从波多林斯基(Podolinski)到康门纳(Commoner)的许多社会主义者都努力地论证不同的东西，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扎根于生态科学。”又如，德里格(J·Deleage)则指出，“在马克思那里实际上有一个社会——自然关系的总体概念，但在集中于对资本——劳动关系分析的过程中，马克思失去了探究它的机会。”②他并且批评马克思所主张的资本主义将从自然限制中解放自己，没有授予自然资源任何内在价值(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和再生产过程的描述与评价中完全忽略了能量平衡。

与上述观点截然不同，佩珀赞同帕森斯、维兰科特等人的如下观点：“马克思主义关于先进社会的‘控制’自然的思想并不蕴含着一个专横的主仆关系，事实上是给予人类在追求合法需要过程中明智地改变自然能力的一种技巧和才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人类的、政治的和社会生态学的先驱”，“他们的人本主义突出了社会经济对自然的影响。……他们赞成在自然界中进行积极的和有计划的干预，但不是对它的自我陶醉和从根本上的非理性破坏。”简言之，马克思主义确实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包含了足够的生态学观点。基于上述思想，佩珀进一步从正面肯定了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对生态运动的意义。他指出，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属于培根、黑格尔的范畴，但又不仅仅限于追随他们。在马克思那里，“‘自然’这一概念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利益的储藏地(技术中心论的观点)，也不是内在价值或利益的源泉(深生态学的观点)，也不是一个处在危险之中的生态系统(公共牧地悲剧的生存主义)。马克思认为，自然是一个社会的概念：尽管曾经存在一个‘客观的’的自然，但它现在已被它自身的一个方面——人类社会重塑和重释。”据此佩珀告诫人们，研究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尤其不能忽视马克思关于“自然界具有优先地位”的基本观点，从中我们不能仅仅领会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而且还应看出他尊重自然的基本立场。他还特别提到，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大量的是他对一切形式的自然崇拜、伤感主义的嘲笑，以及对普遍征服自然界的赞赏，但马克思的相对优先性即更加关注浪费性人类生活而不是非人自然，并不是来自过度人类中心主义：它只是对时代最紧迫问题的一种反应。“马克思确实把自然的价值视为相对于人而言是工具性的，但对他来说，工具性价值不仅仅意味着经济或物质价值。它还包括自然是审美、科学和道德价值的源泉。”同时，佩珀赞同格伦德曼的如下观点：生态中心论者对马克思“赞成支配和工具性价值”的理解并不正确。因为，受培根思想的影响，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自然只能通过遵从它的规律来利用。因此，“支配”并不意味着打破一个异己的意愿，而是通过合作能够驾驭自然。由此佩珀提出了他对支配和控制自然的看法，即支配自然并不等于破坏自然，控制自然、即便是有意识的控制并没有任何不当。原因在于，人类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