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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嵌入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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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鹭

【摘要】本文基于社会燃烧理论视角，分析了昆明PX事件中的可燃物、助燃剂、燃点等因素，进而提出要切实建立与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嵌入机制，使之成为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燃烧事件中的阻燃剂的有效途径：优化风险沟通渠道，加强风险沟通；重视公众与政府风险感知差异，减小感知差异距离；健全公众参与制度，提升公众参与程度；提高政府信任度、增强风险管理能力；完善配套措施，健全体制、机制。

【关键词】社会燃烧；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嵌入机制；昆明PX事件

一、引言

重大工程项目在我国经济建设发展中有强大的支撑与带动作用。当前，我国工程项目建设领域总体保持稳定，但也蕴藏着许多显性与隐性的不稳定因素。如重大工程项目中涉及征地拆迁、工程移民、环境破坏等社会问题所引发的社会风险、社会冲突已日益凸显，不利于我国改革的稳定与发展。

为有效推动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时维护社会稳定，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构建一个防范和化解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的社会风险防范机制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党中央及各级政府相继提出并确立了“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以下简称“稳评”机制）这一指导性政策。在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明确提出“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1]重大工程项目作为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重要领域，在中央及各地的积极探索下已推行了近十年，其整体规划虽已初具雏形，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忽视理论基础，不能切实、有效把握重大工程项目中社会稳定风险因素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及其演化过程，由此未能真正将稳评作为实践中的必要嵌入机制而引发的社会风险、社会冲突事件频发。

社会燃烧理论是学科交叉的产物。它将自然科学中的社会燃烧现象及机理巧妙地应用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从而为我们提供了更新、更为广阔的视角。它为分析实践中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因素产生、发展的根本原因及其演化过程提供了理论基础，并为如何更有效地发挥辅助决策与规范工作作用，破解重大工程项目中社会稳定风险难题提供了重要思路和充分依据。

二、社会燃烧理论与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

1、社会燃烧理论的核心观点

社会燃烧理论最早是由物理学家牛文元提出，[2]该理论的特别之处是其将风险管理研究中社会风险的爆发积累归因与自然界中的燃烧现象产生进行了相似性类比。它指出，自然界中燃烧现象的要素分别是可燃物、助燃剂和燃点。而相应地，社会稳定风险产生的三要素也在于这三点。其中：（1）“引起社会无序的基本动因，人与自然或人与人之间一定的利益冲突产生的风险因素”即为决定物质是否具备燃烧基础性质的“可燃物”；（2）能够让社会系统的脆弱性加剧、社会风险放大、矛盾更加激化的“脆弱化作用”，如舆论媒体的观点误导，相关谣言的编造传播，信息公开发布的途径和政治制度不完善等因素即为辅助燃烧的“助燃剂”；（3）当酝酿许久的社会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某种具有规模和影响的突发性事件就会像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样，打破社会系统惯有的稳定状态，使其突破固有的临界点值，成为社会风险事件爆发的导火线。上述对社会风险产生归因的基本界定和概念类推为我们研究社会风险的产生，观察探索社会风险的演变以及对社会风险进行先期预警提供了分析依据。

为了将社会燃烧理论的核心观点作出更加清晰化、形象化的逻辑阐释，我们梳理出如下关系图（见图1）。

2、社会燃烧理论对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适用性

当前，将社会燃烧理论引入社会风险、社会冲突领域的研究已有不少。单飞跃等学者将社会燃烧理论引入了对一般群体性事件发生原因的探讨中。[3]这些学者指出引入该理论，对社会矛盾加以“沸点控制”，是使得一般群体性事件实现科学防范和妥善化解的现实路径，对于维持社会体温正常、确保社会体态正常，非常有益。张佳慧等运用社会燃烧理论分析了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过程，[4]其中特别强调了网络环境特有的助燃剂——行为动员和情绪动员对社会矛盾和突发事件的集合器作用。

杨芳勇学者则是在重大事项社會稳定风险评估领域中直接应用了社会燃烧理论，[5]他不仅关注到了社会风险源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累积过程，更是从危机爆发的原因方面做了渐进性的详细阐述。他以该理论作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理论基础，根据社会燃烧的三要素，建立了测量社会稳定风险的指标体系和评估模型，为重大事项的施行提供决策依据。工程咨询工作者李开孟在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讲座中指出，[6]“社会燃烧理论”可作为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理论指导。他认为其中的自变量是社会稳定风险，因变量是公共危机，当社会稳定风险、社会舆论以及突发事件共同作用时，公共危机由此爆发。在他的研究中虽然分别就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