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减值会计实证研究-文献述评与研究空间.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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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减值会计实证研究

文献述评与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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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企业的资产减值会计行为与动机、资产减值信息含量等方面，对国内外资产减值实证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评价，认为在减值信息的年度变化方面和影响资产减值信息的经济因素方面都存在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一、引言

资产减值问题是公允价值计量在中国应用的一个观察窗口。1998年至2006年的四次政策变迁见证了中国资产减值相关准则的发展历程，这些改革加大了会计人员在财务报告中的专业判断，同时也为企业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机会。资产减值政策的各项经验研究表明：影响企业资产减值政策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因素和盈余管理因素。其中，经济因素主要是指由于行业和企业自身经营环境的不利变化而导致企业资产的价值损毁；盈余管理因素主要包括经理人变更、利润平滑、大清洗等（戴德明，毛新述，2005）。那么，减值信息究竟是经理人向市场传递未来现金流的预期还是盈余管理的机会主义行为？公允价值是否沦为盈余管理的工具？笔者对此领域的现有国内外经验研究文献作了阶段性总结和述评如下。

二、资产减值会计实证研究：文献述评

（一）国外文献

根据Alciatore,M.,P.Easton,and

N.Spear（1998）的分类，国外关于资产减值会计的研究文献可以分为“操控性研究”和“非操控性研究”两大类。对于大多数行业的企业，管理层在确定减值时间和减值金额方面拥有巨大操控权，他们遵循一般公认会计准则（GAAP）的规定，这类研究文献被称作“操控性研究”（discretionarywrite-downs）；而对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资产减值必须遵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规定，与GAAP相比，这些公司在决定减值时间和金额方面的选择空间小得多，这类文献被作为“非操控性研究”。本文重点关注操控性研究，该类研究可以分为如下三个方面：

1.资产减值会计选择行为的特点和动机

该类研究建立在美国公司的数据上，大部分发现资产减值被用于盈余管理的明显证据。盈余管理动机包括避税，管理层变更，大清洗或利润平滑以及债务契约等，但是也有文献得出非盈余管理的结论。

管理层变更与资产减值确认之间的联系长久以来一直是研究文献最一致性的共识。在早期关于经理人对资产进行减值处理的动机的讨论中，较有代表性的是Moore(1973)，他使用1966-1969年期间在公众报刊上宣告管理层变动的公司作为样本组，并建立了一个控制组与之比较，他发现样本组做出任意会计判断（包括“冲销”，“冲减”）的数量要高于控制组。Strong和Meyer(1987)的研究也认为：对于资产减值冲销最显著的决定因素是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这一点在当新任管理者来自公司外部时表现得更为明显，这在Francisetal.(1996)的研究中也得到证实。ElliottandShaw(1988)的样本中有39%的公司在减值公布的当年发生了最高管理层的变更。除了管理层变更之外还有其他情形亦会导致公司进行资产减值会计处理。Zucca和Campbell(1992)研究了1978-1983年间的77个减值会计案例，他们发现绝大部分减值都可以归入“大清洗”，其余的案例归入“利润平滑”，暗示减值实质上是为了以后期间（转回）而进行的秘密储备。

与上述结论相反，Francisetal.(1996)的研究却没有找到当年确认减值的公司是“清洗者”或者“平滑者”的证据，相反，他们找到价值减损变量（公司和行业的历史股票回报率，账面市值比，以及总资产回报率）显著解释了减值确认的频率和幅度。Rees，Gill和Gore（1996）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对277家公司1987-1992年的365个观察值的研究显示，计提减值的企业在计提当年业绩都有相当大的超常负应计项目，这些项目在以后年度也没有转回，这被视为管理人员对企业所处经济环境变化的正确反应,并非操纵盈利的行为。

2.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以及市场反应

关于减值公告的信息含量研究发现，减值公告导致的股票回报差异在统计上显著，一般认为，市场对减值公告的反应显著为负。Easton（1993）等对澳大利亚72家公司在1981－1990年期间的资产估价进行检验，不仅研究了资产估价准备的变化和余额对市净率横断面的解释程度，还研究了资产估价准备的增加量和这种增加量的变化对年度回报和长期（3年）回报的解释力。Barth和Clinch也采用了Easton等的方法，他们研究资产估价对价格和提前两期的盈利预测的解释力，结论与Easton等一致。Rees等(1996)发现市场对减值的反应显著为负，而且计提减值前的资产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