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玉良的合中西为一治艺术观及其演变过程探析.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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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玉良的“合中西为一治”艺术观及其演变过程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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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玉良的“合中西为一治”艺术观及其演变过程探析

、潘玉良的艺术声望在国际艺坛一向较好，其艺术风格一向被国内外画家所称赞，在国内“首届全国美展”后便被誉为“中国西洋画家中第一流人物”，这不仅靠与生俱来的天赋，与自身传奇经历及刻苦研习更是相关。作为现代美术史上杰出的女性画家，潘玉良的一生留下了4700多件作品，内容包含油画、国画、白描、素描、速写、雕塑等多种题材。其绘画风格也在其两次的留学法国期间不断地变化，以至于其作为一名女子对于“化东为西”及“化西为东”艺术追求的努力，形成了其特有的“新白描”式速写和潘玉良式“中西合一”的艺术表达方式，为后人所称赞。

一、初涉绘画与西画学习

潘玉良的绘画成就与其早年留学法国的经历密不可分。她身世坎坷，自强勤奋。早期命运多舛的她，在经历了父母双亡、舅父见财眼开将其卖入青楼为雏妓的悲惨命运后，形成了坚强勤奋的性格。在幸运女神的眷顾之下，遇到了她后来的丈夫——潘赞化，也是其绘画道路上的扶持人。在其丈夫的支持下，1917年，潘玉良在上海跟随洪野先生学习绘画，随后考入了当地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在1921年得到了为数不多的赴法留学的机会，先后在法国里昂国立美术专门学校、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学习，此间师从达仰、西蒙。在1925年，她又考入意大利罗马国立美术学院，跟随康洛马蒂学习。

从开始学习绘画到第一次留学法国期间，她初涉绘画的这一阶段主要以学院派的学习为主，接受的多为西式的技法，所以她的风格多偏写实，作品多为写生作品。代表作品有《酒仙》[1]《黑女》等，潘玉良在作品中对于人物筋骨皮肤的描绘相当真实，凸显了其初期绘画学习扎实的学院派基本功，色彩较为深沉，体现了其初期的绘画重在刻画，但要是完全说是西方的写实学院派作品又缺乏深度。正是这个时期潘玉良刻苦学习，坚持练习，实践写生，为她后期画作中严谨的造型和精准的线条打下了基础。

同时，我们必须知晓，此阶段潘玉良的绘画历程与当时国内外的政治背景密不可分。正是因为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背景以及一批受着先进思想洗礼的人对她的启蒙及帮助，由美育提出者蔡元培先生对“科学方法以入美术”[2]的倡导及陈独秀先生对“美术革命”的推崇，导致时代专业化的美术教育被世人所关注，才有了潘玉良等一批女性画家得以走进课堂、走出中国的大门去学习西方绘画的机会。这个时期的潘玉良不断地汲取西方油画技法知识，作为其后期“合中西为一治”技法的良好开端。

二、时代遭遇与中画探索

潘玉良的“合中西为一治”技法演变与其时代的遭遇大有关联。在接受了西方绘画的教育后，潘玉良于1929年回国并被聘为上海美专研究室主任主任、导师。不久，她接受了同为留学归来的徐悲鸿的邀请，成为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的教授。1933年任“中国美术会”理事，如此大的名衔，加之五次个人展的举办，使得当时的潘玉良声名大噪。潘玉良因接受了良好的西方油画教育，她的油画作品色彩大胆和谐，形体严谨，成为当时中国画坛的“中国西洋画家中第一流人物”。

尤其是这个时期她所绘制的家庭主义题材作品《我的家庭》，巧妙的空间透视构图将自己放在画的最前边与其丈夫和爱子层层相叠，造型严谨，色彩饱满，而她在画中对于人物的表情刻画更是融入了自我情感，笔法细腻柔情。但由于其长时间学习西方学院派、印象派的创作手法及题材，导致其画作过于“西式主义”，在校长刘海粟的建议下，她认真临摹了多幅中国名家之作，学习中国画之中追求的“气韵”和线条的“灵动”感，创作了大量的白描速写，她画中人体姿势与晚年彩墨画[3]也有相似之处。其中潘玉良的线描速写也多次被陈独秀所作题跋，在1937年的一幅《俯首站资女人体》中陈独秀写道“以欧洲油画雕塑神味入中国之白描，余称之为新白描，玉良以为然乎？[4]”潘玉良这种运用中国画的线描形式结合西方绘画的造型方法所创造的“新白描体”实际上是对中西绘画结合的一個初次探索和尝试。正是因为这段时期她对于中国画的深入探究，使她掌握了中国画中对物体形体的线条勾勒技法，这一时期她的风格开始转变，表现方式变得极为自由，运用中国画的线描形式辅以西方绘画的造型方法，使得画面具有相当的平面感但又不缺色彩的丰厚，一步一步地向其“合中西于一治”的艺术追求靠近。

三、“巾帼不让须眉”与“中西合一”

潘玉良拥有坚强刚毅、不屈从于俗世的偏见及顽强自我的精神，在事业上的被排挤和在感情纠葛的多重压力下，使其再一次踏上了法国留学之程，并且迎来了其绘画风格转变的鼎盛阶段。徐悲鸿在1935年所撰的《参观玉良夫人展览感言》，对潘玉良的绘画作出很高评价：“夫穷奇履险，以探询造物之至美，乃三百年来作画之士大夫所不能也……真艺没落，吾道式微，乃欲求求其人而振之也，士大夫无得，而得于巾帼英雄潘玉良夫人……”这段话也印证了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