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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学传播中的共生现象及其对文学经典生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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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学传播中的共生现象及其对文学经典生成的影响

传播的方式和途径，作为联结传播主体、受众、传播客体之间的纽带，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是整个传播体系中最关键的一环。文学传播一般的方式、途径是：一种传播媒介承载某一传播客体——“某人／某作／某类文学样式”，通过主体的传播指向不同的受众群体，产生不同的传播效果。但在文学传播方式途径中，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现象，传播媒介不仅起着简单的载体作用，它同时能更有效地促进“某人／某作／某类文学样式”的传播。传播客体也不仅是单纯的被传对象，它同时是传播“他人／他作／他类文学样式”的催化剂。客体和媒介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从而导致不同寻常的影响和效果。本文拟探讨文学传播中的这一特殊现象——共生。

共生论最初是用于描述生物领域的生存现象：“共生双方通过相依为命的关系而获得生命，失去其中任何一方，另一方就不可能生存。生物界的这种相互依存现象反映了生物界的存在本质是共生。”自1879年德国医生、著名的真菌学家DeBary(1831-1888)提出共生论后，该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领域。

宇宙自然中的任何事物的存在都为其他事物的存在提供前提和条件，因而共生论实际上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范畴。借用共生论的说法，文学传播中亦存在类似的共生现象。某位作家及其作品并不是简单地局限于“某人／某作／某类文学样式”这样的模式而流传，而是通过依存于“他作／他类艺术样式”，藉其他人的创作而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在这种现象中，“他作／他类艺术样式”对某人作品的引用和借鉴为“某人／某作／某类文学样式”的传播创造着新条件，而“他作／他类艺术样式”也会因效仿、引用、借鉴某人作品而增添艺术魅力，扩大知名度，获得更强的生命力。当然，因为文学传播途径的多样性，此处的共生现象与生物学中的共生稍有不同，那便是不存在失去一方，另一方便不能生存的问题。

文学传播接受中的共生现象通常有以下两类情形：

其一，同类文学体裁中的共生现象。这类共生现象一般表现为创作型读者以原先存在的某作为范本，创造新的作品的同时保留原作的主要特征。古典诗词中的唱和即属于这种共生现象的典型代表。通常，原作或因为具有艺术创作上的典范性而导致他人的效仿，如《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便由于它“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逸气浩怀超然乎尘垢之外”，而“新天下耳目”的开创性而成为诸多词人效仿的典范之作。另外，也有的创作型读者可能出于情感、兴趣或娱乐目的唱和某人的作品。譬如，南宋末刘辰翁追和李清照《永遇乐》(落日镕金)的原因就在于原词凝聚着强烈的故国情思，深深触动了刘辰翁。他在《永遇乐》(璧月初晴)序中说到：“余自乙亥(1275)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词情不及，而悲苦过之。”此现象中，在新作的创作和流传时，原作借此也得到传播，而新作也因为和原作的这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一定的关注。

其二，与他类艺术样式共生的现象。创作型读者或编撰人员将原先存在的作品全部或部分地引入到自己新创／编的作品中，由于这种巧妙恰当的引用或借鉴，往往使原作和新作相映生辉。《论唐诗与唐代文人小说的传播》一文就指出了这样一种现象：“或文因诗作，或诗缘文起，既使小说随着诗歌走进了读者，也使诗歌扩大了自身的影响。”事实上，古代传奇、小说、戏曲等文学样式常常借叙述者或作品主人公之口，借用或化用某些诗词，以表达某种情感或引起受众的注意。如清康熙年间，毛宗岗父子评《三国演义》时，将杨慎《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一词置于卷首，词作深沉的历史感与小说主题相得益彰，为小说平添几分魅力，毛氏父子评点的这个版本也成为目前《三国演义》最通行的本子。而随着小说的流传，这首《临江仙》到现在也成了明词中最广为人知的一首作品。再随着20世纪80年代电视剧《三国演义》的播出，由杨洪基演唱的《滚滚长江东逝水》又将杨慎《临江仙》的词意与现代音乐完美融合。这首作为《廿一史弹词·说秦汉》开场词的《临江仙》，在与小说、电视剧主题曲的双重共生中，获得了空前的生命力。

在诸如上述的共生现象中，原作所借以共生的作品的艺术成就越高，影响力越大，数量越多，则原作获得的影响力越强。这种共生式的传播具有不同于一般传播方式的优势。因为它依赖于他人的创作，所以不受特定时代、特定的艺术样式和传播媒介的局限。而且借助于他人的创作或他类艺术样式，传播客体能够突破时空限制，与各种传播方式结合，与时代最新的传播媒介联姻。有声的、无声的，文字的、音视频的，纸质的、电子的，各种媒介都能成为它的凭借，可以说共生式传播是除学校教育、书册传播外，新时代传播前代优秀文学文化遗产的一个有效手段，对文学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