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神到本能的人性的复归-浅谈新时期文学的人学性.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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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精神到本能的人性的复归

浅谈新时期文学的“人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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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精神本能新时期文学人学性

[论文摘要]新时期文学从宏观上看，是向五四时期“人的文学”这个文学应有的目标的回归。在向着人学目标的行进中，不管是从对于人的外部世界描写的拓宽，进到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探测；还是从侧重刻画英雄人物，进到对普通人生存状态的关注；亦或是从群体大我心声的表达，进到对个体自我的表现，都体现了文学的“人学性”，总体上走过了一条人性复归的精神历程。

一

把人和人的社会生活作为艺术创作的中心是任何一个作家艺术家都必然遵循的文学艺术创作原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高尔基才把文学称为“人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钱谷融先生曾一再强调“文学要达到教育人、改善人的目的，固然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就是要达到反映生活、揭示现实本质的目的，也还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1]新时期文学最初是在一个伟大的政治变革和思想解放运动中产生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上重新崛起的。由于十年动乱中人性沦丧，“瞒与骗”的“阴谋文学”肆虐文坛，文学界首先呼唤的是人性、人道主义和文学上现实主义传统的复归。当时率先登上文坛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许多作品，都鲜明地表现着这种精神。刘心武可以说是新时期较早对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进行反思的作家之一。他说：“十多年的‘文化大革命’，我觉得人性大沦丧，大规模的人身侮辱、人格侮辱，在人类文明史上恐怕是不多见的。种种的手段，都是为了从视觉上、感官上让人不是人。”[2]他于1977年11月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代表了“伤痕文学”创作的思想深度，即透过人物外在的伤痕，揭示了灵魂的扭曲。通过宋宝琪与谢惠敏这两个典型形象，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吁，喊出了人们的心声。

新时期文学正是恢复了文学的人道主义本质，才使其具有了感人的力量。新时期文学对人道主义的呼唤，“不仅是社会文明的需要，而且也是文学自身的需要。这种呼唤，不仅是关心社会和人的命运，而且也是关心文学自身的命运。”[3]作者排除种种政治顾虑，表现出直面现实的创作勇气，挣脱狭隘的政治观点的约束以及一种新的创作意图的自觉。文革文学中强调和要求的普遍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共同的大我意识被消解，而转入到“注意人的个性价值与道德规范的冲突与矛盾，注意肯定个体精神需求的合理性”[4]，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时期文学在其精神层面上可谓是对文革文学的个性反叛。

自然，对非人状态的控诉并不限于“伤痕文学”，随着历史反思的深入，1979年崛起的“反思文学”更把审视的范围从“文化大革命”延伸到十七年。如果说“伤痕文学”带有喷吐宣泄的浓烈感情色彩，那么“反思文学”则更具有深沉思考的理性穿透：或在生活禁区方面勇于大胆突破，或在社会主题方面深入开掘，由对因历史造成的伤痕的揭露，转入对社会主义命运的关注和人物心灵的开掘。塑造复杂的人物性格则成为反思文学自觉的艺术追求，为民请命的“犯人”李铜钟，年年造屋年年落空的农民李顺大，“漏斗户”陈奂生等人物形象身上，凝聚着痛楚的历史曲折和辛酸的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讲，“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必然延续。

二

从文化寻根开始，一些寻根作家以及一些在寻根思潮影响下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由文化走向了生命，走向了对人的生命意识，生命形态，生命本体的关照。李庆西认为，“寻根派”作家，“首先是用世俗的眼光去看待世间的事物，他们喜欢拉扯柴米油盐、描写婚丧嫁娶；当然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描述中，他们有意使自己的审美态度跟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态度相协调。”而这种导向“回到事物本身”的选择，不是对命运做出的简单的逻辑概括，“‘寻根派’作家之所以如此重视日常生活的价值关系，也正是因为他们从人的基本生存活动中发现了命运的虚拟性。如果要真实地表现人格的自由，可行的办法就是穿透由政治、经济、伦理、法律等构成的文化堆积，回到生活的本来状态中去。”[5]所以，文学的根只能在“生命”之中，“寻根文学”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也是对人自身的关怀。

在“新写实小说”的创作中，作家刘恒的作品集中表现了人的生存经验的某些基本方面——本能性的欲望，主要是“食”和“性”的欲望，他试图通过还原人的生存经验的最基本的因素来呈现他对人性的本质的理解。《伏羲伏羲》和《狗日的粮食》一起被称为姊妹篇，《狗日的粮食》偏于写“食”，而《伏羲伏羲》偏于写“性”。《狗日的粮食》以极为生动的笔触突出地描述了人在“食欲”的驱使下的生存活动。小说淋漓尽致地写出了处于窘困生存状态中的人们所经受的生存的磨难和挣扎。刘恒经常将人物放置到某种极端的状态——极端的饥饿和性压抑中，拷问出人性的本质。《伏羲伏羲》更怵目惊心地呈示了发生在杨家的生命悲剧——性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