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影响适度归化的社会文化背景因素.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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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影响适度归化的社会文化背景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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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化，即在不损害原语所表达全方位信息的基础上，用译语中标准和习惯的语言形式再现这种信息。由于翻译活动是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归化会受到时代及文化的影响，即在不损害原语所表达全方位信息的基础上，用译语中标准和习惯的语言背景、译者和读者等许多因素的影响。时代背景主要涉及不同时代人们对可译性的认识，不同语言、民族和文化之间共性的大小及融合程度的高低，还有不同时代的翻译观即翻译标准问题，体现的是不同时空环境中主、客观世界关系的一些特殊规约，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与社会文化特征。译者因素是有决定性意义的主观因素，译者翻译时选材是否适当、他的语言水平、背景知识、翻译标准观、文化及思维习惯等，都会影响到他译文的归化程度。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当注意避免主观随意性，甘当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看不见”的“第三者”。读者对译文归化程度的影响体现在译者开始翻译之前及整个翻译过程中。读者是译者开始翻译时头脑中的一个假设，译者会为了他假设的读者而调整他的翻译活动。读者观主要影响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翻译标准。下面论述影响适度归化的一些社会文化背景因素。

1.时代影响

翻译活动与人类发展史密切相关，并且总是与所处的时代相适应，一般说来，不可能进行超越时代的翻译活动，它受到时空环境的限制。

从哲学意义上说，翻译活动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翻译活动涉及三大要素，即人、物、场。人指翻译活动的主体，包括作者、译者和读者；物指翻译客体，即实践的对象，包括原文和译文；所谓场，则指翻译场，是翻译活动的时空环境，或称场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所以翻译活动不会超越物质的发展阶段，归化也是在翻译活动不断演变的过程中逐渐获得的。

首先，在一定的时代，人们的认识能力有限，对翻译活动的本质与目的等的观点有局限性。它直接影响翻译的归化程度。如越是早的时候，人们越是认为翻译是不可能的，即不同语言之间的不可译性大于可译性，这自然会束缚译者的手脚。如中国佛经翻译史上有两位贡献很大的人，一位是释道安，一位是鸠摩罗什，他们大约同是东晋时人。释道安研究了他人的翻译并亲自参加了佛经的翻译后，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理论，总结出翻译保存原味之难。罗什则在与他人认西方辞体时说：“天竺国俗，甚重文藻。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见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咏为尊，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马祖毅，1984）

翻译大师的观点尚且如此，他人更可想而知。当然，现代对翻译的认识比较客观，承认某些情况下某些语言形式不可译的同时，充分看到不同语言之间的共性，并给予最大限度的意义传达。

其次，在一定时代，不同语言、民族和文化之间的共性的大小，融合程度的高低，对翻译归化的影响很大。语言的共性大，则对等词汇相对就会多一些，语法、习惯表达法相通之处也会多一些，如英、法语之间的传译相对就比英汉之间和法汉之间的传译容易些。文化因素不仅包括表达一般概念的语言因素，还包括各种超语言因素，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与社会文化特征。如果两种文化比较相像，差异较少，则翻译时文化背景方面就会少一些干扰，从而有利于归化。

再者，归化程度与不同时代流行的翻译标准有关。翻译的标准问题是争论最大、时间最长，也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至今也没有一个绝对的、人人赞成的标准。如“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始终存在‘质朴’和‘文丽’两派”（马祖毅，1984）；三国时的支谦“以季世尚文，时好简约，故其出经，颇从文丽”，并批评他人“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从而引起文、质两派的一场争论，质派反驳说：“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今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义，实宜经达。”（马祖毅，1984）

以后，唐玄奘提出了八字原则：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此外，他还制定了“五不翻”原则，这些都影响着佛经翻译的归化程度。后来严复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说，到今天还有很大影响。再往后有长时间的“硬译”、“直译”与“意译”之争，朱生豪的“神韵”说，傅雷的“神似”说，钱钟书的“化境”说（这些均主要针对文学翻译而言），更有面向一切翻译的“忠实，通顺”标准，等等，不一而足。广大译者或多或少会受到别人理论的影响，从而影响到他译文的归化程度。

2.文化因素

文化因素是翻译过程中最复杂、最难把握、最难处理的因素，这是因为文化因素过于庞杂，包罗万象；一个译者一生之中，连自己本身的文化都难以完全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