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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谈话是门技术活

2012年4月，我妈因为阑尾炎入住了哈尔滨的一家三级甲等医院。按照我的想法，像阑尾炎这类简单平常的小型手术，一般不会出现什么大的风险，很顺利就能过关。可出乎人意料的是，仅仅因为医生在手术之前的一次例行谈话，我和我妈不但被吓出一身冷汗，甚至还险些患上忧郁症。

老妈被小医生吓破胆

我妈是在住院后第三天被安排上手术台的。由于之前家里从未有人做过手术，对于和手术相关的一些程序，我们都不是十分了解。所以当那位年轻的主刀医生在手术前一天郑重其事地把我和老妈叫到他的办公室，并拿出一份长达三页的文件让我们仔细阅读时，我们都还有点搞不清状况。

听了医生的简单解释后我才搞明白，原来这就是所谓的“术前谈话”，由医生向患者说明诊断的内容、施治的方案，并提示在术中和术后有可能出现的风险，让我们提前打好“预防针”，然后签字，表明已经获知这些情况并同意进行手术。看着风险提示单上那些密密麻麻的说明，我和老妈的手心开始冒出一层层的细汗:肠穿孔、大出血、术后感染死亡……以前从没有人告诉我一个小小的阑尾炎手术会出现这么多严重的后果，我感觉老妈拉着我胳膊的那只手开始不停地抖动。

“手术的时候真的会出现这些意外情况吗,”我小声问医生，“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小医生一脸的满不在乎，“这可不是吓唬你，之前真的有人被抬上手术台就再也没能出去。”一句话把老妈完全吓懵了，两腿发软，她用求助的眼神望向我，像是在说:“要不，咱就不做了吧,”我也被吓得够呛，但心里仍然半信半疑:不至于吧,怎么会搞得这么血腥恐怖呢,老妈不敢签字，最后是我帮她在风险提示单上签的字。

当天晚上，我和老妈都没有睡好，耳边一直回响着医生的话，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越睡不着。好在第二天的手术做得很顺利，不到40分钟就结束了，我们都长出了一口气。后来听护士长说，术中和术后可能出现的意外其实并不多见，千万不要自己吓自己，可是这些话我在那次和医生的术前谈话中，并没有从医生的嘴里听到。

如果医生能再多说那么几句

后来，我也在这家医院做了切除黑色素痣的手术。尽管有了前一次陪老妈做手术的经验，可说实话，还是受到了不少的惊吓。

术前检查是手术过程中的必要环节，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可拿到医生开具的体检项目通知单后，我却看不懂了:手术的部位明明是在脚上，可为什么要进行HIV(艾滋病毒)和乙肝的检测呢,这之间完全没有半点的关系，难道是医生怀疑我得了艾滋病和乙肝,想到这里，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大了，可这怎么可能呢,本来想找主治医生问问清楚，可人家根本没有时间搭理我。没办法，只能求助于网络。上网一查才知道，原来这两项检查在很多外科手术之前都是需要做的，主要是为了防范病毒的意外感染。我这才放下心来，可为什么这些解释和说明的话偏偏要让网络来告诉我，而不是医生本人呢,如果他早一点把这些告诉我，就不会害我白白担心了那么长时间了。

接下来，就是那个例行的术前谈话了。我的主刀医生是一位看上去十分精明干练的中年女性，本来以为女医生能更善解人意、心思细腻一些吧，可听她一张嘴说话，我就知道自己完全判断失误了。“你要做的虽然是一个简单的切除和皮瓣移植手术，但手术过程中也可能出现大出血和皮肤坏死的风险。最关键是术后的病理检测，不能排除恶性的可能性。”

真是越怕什么，医生就越说什么，我完全服气了。本来我最担心的就是检测出恶性的结果，决定手术也是鼓足了勇气的，如果医生能够站在我的角度多说一些温情抚慰的话，多理解一下病人的心理，省去那些冰冷简单的专业名词，而换以亲切的微笑和周到的心理疏导，

哪怕是多做一些解释说明的工作，效果就会完全两样，病人也不会被吓得魂飞魄散。

在国外，医患之间的关系相对缓和，医生和患者并非敌我矛盾，归结起来，还是一个沟通技巧的问题。而且国外的医生在学校时就会专门接受与患者沟通的课程，也非常重视这个环节。但国内的医生往往认为高明的医术才是硬道理，觉得像术前谈话之类的环节只不过是例行公事，通常会采取机械敷衍的态度。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不但病人被吓个半死，医术再高超的医生也无法赢得病人及其家属的认同和尊敬。

我当然不希望自己和家人再与医生打什么交道，不过如果真的无法避免，我希望下一次的经历不再那么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