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陈方案》到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35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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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梁陈方案》到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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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磊王庆斌

摘要：随着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和2017年的两次北京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后，北京市政府终于时隔15年编制了新一轮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因为作为首都的行政表率性，研读北京的城市规划演化，也能对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当代城市规划的演进见微知著。而对于北京的城市总体规划，《梁陈方案》又是绕不开的一本书。回顾总结北京的城市规划史，旨在深入思考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的本质特征，为现今中国其他城市的总体规划及城市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梁陈方案；城市发展

一、理想之城——北京

现在的北京城是在15世纪初的京城的基础上建立的。从1406年朱棣在此修建城墙开始，共用了15年时间，在1421年永乐帝正式迁都于此，随后490年，一直作为明清两朝的都城。它是根据唐朝首都长安城（今西安）的典型城市营造理论和其他久经考验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这些理论和原则表现在唐后中国几乎所有的中部和北方城市的基本構成元素中，其中北京老城尤为明显，例如：封闭的城墙，经纬正交的严谨道路网络，居中的宫殿，南北贯直的中轴线，建筑的坐北朝南朝向，建筑相差无几的统一高度，所有建筑布局都是庭院式，同时在道路网络上嵌入的自然要素（水系或者山丘）。这样的城市设计，让勒·柯布西耶都深感触动，他曾赞美相对于巴黎街道的杂乱无章，北京街道的格局近于完美，而这也让他在1950年的印度昌迪加尔的城市规划中借鉴这种格局。诚如梁思成先生所言，当时的北京城无疑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历史文物建筑比任何一个城都多”的城。北京曾是中国古代匠人营国的集大成者，它反映了古代中国城市规划的最高理想，是一座理想之城。

二、梁陈方案中的北京城整体保护

1950年2月，梁思成先生与陈占祥先生合写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这就是后来的梁陈方案。其内容主要是提出了三个建议：一是必须早日决定行政中心的理由；二是需要发展西城郊，建立新中心的理由；三是发展西郊行政区可用逐步实施程序，以配合目前财政状况，比拆改旧区为经济合理。

就个人观点，这个方案对现在的意义主要是告诉后人，当时曾经有一套对北京老城整体保护的优秀方案，而且是充分考虑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前提下，对当时的北京城的城市职能，发展方向和城市空间结构有了较客观的认识。这套方案在城市人口方面，借鉴了芬兰建筑大师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希望将北京建设成多中心城市，同时各功能区间用绿化或农业进行隔离。这套理论最重要的作用是提出了完整的保护北京老城这座伟大的文化遗产，这在当时有很大的前瞻性。建筑学界如今如此高度评价这份未能实现的规划方案，其主要目的确实还是表明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而现在去评论当初规划中的一些后来证明有漏洞的规划手法，就有厚今薄古之嫌了。

三、各时期执政方针下的北京总体规划的发展演变

北京的城市演变是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政治环境对北京的现代城市演变有最重大影响，所以北京的城市总体规划，也反映了中国历代领导集体的治国执政方针。由于我国采用渐进式的改革模式，所以在北京的城市总体规划中也显示出一定的滞后现象，我们可以将北京的城市总体规划大致时间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全国工业化的背景下，1953年、1957年、1958年编制的北京市总体规划，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后续几次总体规划，分别在1982年、1992年、2004年、2017年编制的总体规划。

第一个阶段，应当是从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提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这也标志着北京将从封建主义的都城转变成为社会主义的都城。这时候，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在农村展开革命工作，对于城市建设问题并没有太多经验。对于如何治国，采用的是模仿苏联的成功经验，这就是著名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是苏联用短短二十年就完成了欧洲列强用上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的办法，这对中国很有吸引力，因此在“全面学习苏联”的背景下，建国后的第一套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方案采用苏联规划专家的意见，也就不意外了。

1953年，北京市委编制了《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提出了“为中央服务、为生产服务、归根到底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城市建设总方针。这时的城市发展并没有太多建设，只是新生政权在旧房子里先住下了的阶段。直到1956年底，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三大改造，彻底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形成，中国工业化的脚步也开始迈出。根据苏联的城市规划理论，中间又几经修改，终于在1958年，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的修改版提交给了中共中央，被国务院原则上通过。其中在城市性质里明确提出“首都应该成为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特别要把它建设成为我国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