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时代的新技术与国际合作.docx

?

?

5G时代的新技术与国际合作

?

?

谭笑间

自国际电信联盟（ITU）于2015年6月19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提出“国际移动通信2020标准”（IMT-2020）以来，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作为移动通信领域的新标准日益受到国际社会超乎寻常的广泛关注，而这种关注是在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3G）、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4G）的时代从未出现过的。本文旨在展现一个有关5G的真实发展态势，明确在国际政治领域围绕5G技术有待解决的问题，并探讨如何围绕5G进行国际合作。

如何定义5G的安全

同4G技术相比，5G主要工作在毫米波的波段下，其波长更短、传输速率更高、网络延迟更低、同等覆盖面积下可容纳更多用户、同等频谱范围下可容纳更多通信、同等数据发送/接收量下的单位能耗更低。与此同时，ITU亦给出了5G所对应的三个主要应用场景：

增强型移动宽带（eMBB）：主要负责对现有的4G网络进行强化。其具有更快的连接速度和更高的容量，能显著改善智能终端上高清视频流的用户体验，并为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脑机接口（BMI）等更先进的人机交互平台提供所需的基础。

超可靠低延迟通信（URLLC）：指在工业互联网中的应用，如工厂中的操控型精密机械手、医疗中的远程手术设备等。

大规模机器类通信（mMTC）：指由大量自动设备组成的物联网应用，如自动驾驶车辆联网、机器人物流分拣集群、无人机/无人车物流运输集群等。

由此观之，5G是随人类信息社会的发展需求而涌现出的新的“信息高速公路”，也是构建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动脉。若没有稳定、安全、可靠、成规模的5G基础设施，就无法搭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快车。

然而，国际政治领域对于5G安全的讨论却大多与5G技术的现实脱节。4月1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发表演讲，要求“美国必须确保赢得全球5G竞赛”;白宫国安会战略规划高级主任史帕丁也称，“5G就是未来的互联网，美不能允许中国控制互联网主干”;包括前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及参联会主席邓福德等美军高级将领都宣称，如果允许中国建设美盟国的5G网络，将对美国家安全造成“广泛、根本性的威胁”。5月2～3日，布拉格5G安全会议在捷克召开，会上通过的《布拉格提案》提出对供应商的安全评估应考虑所在国法治、安全环境，以及该企业是否遵守开放、可互操作的安全标准等相对主观的因素。8月20日，特朗普与罗马尼亚总统签署了一份关于5G安全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并发表联合声明称将“寻求避免中国投资5G电信网络带来的安全风险。”随后的9月2日，美副总统彭斯与波兰签署了《5G安全声明》，称所有国家必须对供应商进行审查，其内容包括“是否受外国政府控制、是否具有透明的所有权结构、是否遵守商业道德规范、法律机制是否公开透明。”尽管这些提案的影响力有限，后续效果仍待观察，但其无疑给本应理性、客观评价的5G安全标准讨论开了一个坏头。

2019年9月2日，波蘭首都华沙，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右）与到访的美国副总统彭斯签署了《5G安全声明》。

作为与3G、4G同类型的蜂窝网络，5G的安全要素与3G、4G从根本上是等同的。而在3G、4G时代并未成为关注焦点的所谓“安全”讨论，在5G时代同样不应是重点。决定电信基础设施是否安全的主要因素在于运营商的守法程度、电信基础设施的技术安全性，以及一国打击危害电信网络安全有害行为的力度，而并不在于电信基础设施的原产地。任何以电信基础设施的原产地来区别划分其是否安全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是要设立通信领域的“非关税壁垒”。

美频谱战略威胁全球各国“5G发展权”

频谱指电磁波的频率分布，是5G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资源。作为承载人类所有无线通信的基础，频谱的意义不亚于土地之于农业的作用。在现代社会，包括移动互联网、广播电视、卫星导航、军用雷达、海事通讯、民航交通、铁路运行、航天发射、太空与极地科考等，都需要相应的频谱来进行通信、控制和管理。一般而言，同一时间、同一地域的某段频谱只能用于唯一的用途，否则就会出现通信的干扰和阻塞。

特朗普政府力推“美国频谱战略”，致力于让美国获得“足够”的频谱资源。2018年10月25日，特朗普签署名为《美国未来可持续频谱战略》的总统备忘录，明确指出“获取频谱资源是实现经济发展和保护国家安全的关键组成部分。”2019年3月26日，美商务部发布美“太空频谱战略”指出必须确保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无法利用国际频谱政策“危及美发展”。而美国这种言论实际上包藏私心。美国防部创新委员会于2019年4月发表的5G生态系统报告显示，6GHz以下等被归为5G商用的频段，原本一直是由美军使用，如果将来因为各国发展5G而被占据，将使所谓的“Sub-6G”（指6GHz以下频段）更为拥挤，进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