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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研究的道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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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外功：道他人所不曾道

喻晓薇（以下简称“喻”）：张老师好！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这次采访的主题是有关当代文学的治学之道与治学之术等方面的内容。您讲课时讲到过，在研究当代文学时要遵守学术研究的必要规则，要讲究“内功”。有“内功”，那么应该有一个相应的词“外功”，您能否结合您的治学经历来谈谈“外功”与“内功”各指什么？

张志忠（以下简称“张”）：我经常跟学生讲，也跟我们熟悉的青年老师讲，研究当代文学，所谓“外功”，就是指它有若干独特的研究路径，有一些“短平快”的研究方式。

研究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比如研究李白、杜甫、鲁迅，首先得知道前人研究他们到什么程度，不能自说自话，读了两篇鲁迅文章你就研究鲁迅，读了两首李白诗歌你就研究李白。因为这些作家作品已经成型很多年，学术成果有很多积累，你只有知道别人走到哪一步你才能接着说。但是做当代文学研究，有它的独特性，就像我们今天开会讨论的《刘醒龙文学回忆录》，它是刚出版的新作品，可以抢着说。当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创作不但是同步的，而且是一个不断滚动的过程，几乎每天、每个星期、每个月都有新的作家作品出现，新的作家作品都需要有人及时跟进，及时研究，及时评价，推荐给读者，引导读者，甚至也可以引导作家，引导文坛。今天这个例子，《刘醒龙文学回忆录》出版了，你有没有敏感的意识，梁晓声三大卷《人世间》长篇小说出版了，你有没有敏感的意识去马上跟着读，去有意识地手疾眼快地作出评论文章。

“抢着说”，它包括几种情况：新人新作、名家新作和文学论争。

比如你刚才向别人问湖北的70后、80后作家的情况，这应该是我问你的，你是70后作家的同代人，你自己在武汉，你要关注武汉的作家作品。你看李遇春做得很漂亮，很机敏。他曾经研究过西北的作家，从甘肃的张贤亮到西安的贾平凹、陈忠实。他也知道在湖北，要有人来做刘醒龙研究、湖北作家的研究，所以组建了刘醒龙文学研究中心。你自己在这个地面上，离你最切近的作家，他们写的作品，方方、池莉、李修文，离你的武汉生活经验最近。比如，池莉最近写了一个新的长篇《大树小虫》，你会不会第一时间拿来读一读，第一时间把你的文章写出来？只要写出来，说长说短都可以，很容易派上用场的。

为什么呢？外功，有一种是“短平快”。报纸也好杂志也好，都欢迎新作品的评介，它有这个需要。你说研究李白，人家有那么多的累积，但是研究2018年、2019年新的作品，像刘醒龙的、池莉的、梁晓声的，你能不能第一时间抢夺话语权，这就是当代文学的独特性，给你留下了很多可以挤进学术界，取得话语权的机会。

喻：像刘醒龙、池莉、梁晓声、李洱的新作那就应该是名家新作了吧？也就是说这种“短平快”包括了对新人新作与名家新作的评价。

张：对。我经常讲要研究新人新作，研究新人新作要有很高的辨析能力。相对来讲，名家新作，刘醒龙、池莉这样的作家，写了三十年、四十年，他们写作的基本功都非常出色，不像年轻的作家要靠一篇一篇的新作来累积自己在文坛上的地位和名声，他们没有那么迫切的功利性，不会追求数量上的累积，更重要的是每一篇应该都有新的突破，新的思考，新的探索。对这些新的作品，你有没有眼光，有没有敏锐性，有没有手疾眼快地进行快速追踪，这就是抢着说。

还有一条，你要有一定的数量累积。因为你还是个新人，一年写一篇论文，在文坛、学界一下就淹没掉了，你能不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写出一批文章，而且是水平线以上的文学评论文章。举例来说，像王春林老师，从2000年以来，吞吐量巨大，长中短篇通吃，而且写得也快，一年得写几十篇新作的批评，那么很快，搞个三年二年就非常引人注目。

更早的1980年代初，我在北大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跟曾镇南老师有一个交集。他是1979级的研究生，我是1982级的。曾镇南当年是最活跃的文坛评论新星，他的文章写得又快又好，既有理论的论断，又有抒情性的文笔，得到王蒙的高度评价。那时候在一个偶然的场合碰到曾镇南，我抓住机会问他：你的文章写得那么多，你怎么写得出呢？曾镇南说：我是每周一文，每个星期写一篇文章。你想你一年写两三篇文章，但是有一个人，假设他水平跟你差不多，他一年写了十篇文章，打开《光明日报》看到的是曾镇南，打开《当代》看到的是曾镇南，打开《小说评论》看到的也是曾镇南，这一下就学界认可，报刊认可。他做什么？他就是做1980年代初期的当代作品的快速追踪，快速反应。我自己从曾镇南这里得到很多的启示：一部新的作品出来，你30岁的博士读这部作品跟我60岁的教授读这部作品，大家机会均等，而且可能你眼疾手快，一个星期把文章写好，先发为主，拿到报纸拿到刊物去，发表机率比你吭哧吭哧研究1950年代作家的作品就高很多。

喻：写新人新作，或者名家新作批评相对而言对研究者功力、前期阅读准备方面的要求要比做文学经典的评论更低些吧？

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