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制造业出口质量升级.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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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与制造业出口质量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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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悦+谢靖

摘要现有文献在分析环境规制对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时，忽略了行业固有的异质性属性，进而导致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鉴于此，本文从要素投入结构异质性的视角，剖析环境规制对不同行业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机理，并利用中国制造业的行业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考察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出口质量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①环境规制通过“抵消效应”和“补偿效应”影响制造业出口质量升级，而影响方向主要取决于该行业的要素投入结构。②对于要素投入结构中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较大的行业来说，当前的环境规制政策不利于该行业的出口质量升级，但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动态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政策的日趋严格，当规制强度跨过拐点之后，则会对出口质量升级起到促进作用；而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较小的行业，环境规制对出口质量升级会产生有利影响，并且呈現出边际影响递增的“J”型特征。③人力资本投入、自主研发、技术引进和外资参与对不同要素投入结构行业的出口质量升级均发挥了预期的积极作用；而人均资本存量的提高和企业规模的扩大对出口质量升级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直接影响。以上结论在使用不同的计量方法和变量替换后，依然保持稳健。因此，本文认为政府应该针对行业类型的异质性制定差异化的、分层次的环境规制政策，并加强当前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力度，倒逼企业通过改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的路径应对环境规制成本的上升，淘汰落后产业，化解过剩产能，从供给侧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关键词环境规制；出口质量；要素投入结构；行业异质性

F205A1002-2104（2018）02-0158-10DOI：10.12062/cpre近十多年来，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出口贸易第一大国。但是，与此同时，长期依赖于“高消耗、高排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也使得中国成为了全球碳排放第一大国。从近几年中国空气污染日趋严重的现象可以看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环境代价已十分沉重。另一面，虽然中国出口贸易在国际市场中长期处于顺差地位，但由于中国出口产品具有典型的“低质低价”特征，中国的贸易条件持续恶化[1]。显然，环境约束与贸易条件的恶化给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绿色发展和创新发展已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国家在《“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提出，通过实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总体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然而，高强度的环境规制政策在实现有效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目标的同时，也可能会削弱一国的出口竞争力[2-3]。因此，在目前经济结构转型和实施《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关键时期，中国的环境规制政策是否能够协同绿色发展和创新发展，培育和塑造中国出口竞争新优势，成为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理论研究方面，关于环境规制与贸易比较优势的研究主要得出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会通过增加生产成本、抑制技术创新而削弱一国的贸易比较优势，即“污染避难所假说”。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规制强度较低，导致其在污染密集型行业上具有比较优势，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作用下，发展中国家最终会成为“污染天堂”。第二种观点认为一国加强环境规制并不会降低其比较优势，反而会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长期来看有利于提升该国的比较优势，即“波特假说”。现有文献分别对以上两种观点进行了实证检验，但研究结论也不统一。Ederingtonetal.[2]、ManiWheeler[4]研究发现高标准的环境规制会削弱一国相关产业的比较优势，并对该国的贸易模式产生一定的影响；CagatayMihci[3]、FeiockRowland[5]通过经验分析得出一国环境规制强度与其出口贸易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任力和黄崇杰[6]使用扩展的引力模型，研究发现中国的环境规制强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出口贸易的发展。而LanjouwMody[7]、JaffePalmer[8]、CostantiniMazzanti[9]、李小平等[10]、童伟伟[11]通过经验分析验证了“波特假说”。上述文献为我们理解环境规制与贸易比较优势的关系提供了有益借鉴，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对于环境规制与贸易比较优势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传统的比较优势指标，比如显性比较优势指数、Michaely指数、净出口指数、出口比重等，这些指标本质上反映的是一国出口贸易在“量”上的比较优势，而随着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的逐渐深入，一国在贸易量上取得比较优势，并不意味着其国际分工地位的提高或贸易条件的改善，因此传统的比较优势指标已不能真实地反映出一国的出口竞争力水平。黄永明和何剑峰[12]从技术复杂度的角度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然而，行业技术复杂度的提高主要反映了行业间出口结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