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安梧的儒学革命论研究.docx

?

?

林安梧的儒学革命论研究

?

?

摘要：通过反省现代新儒学的理论缺陷，林安梧提出进行儒学革命，将现代新儒学推进到后新儒学阶段。后新儒学所要完成的革命包括四个方面：由心学立场向气学立场的转换，融会当代西方社会批判理论、现象学和解释学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态度的改变，对儒学的重新定位。通过四个方面的革命，使后新儒学比现代新儒学具有更大的存在合理性。

关键词：林安梧；儒学革命；后新儒学

中图分类号：B2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0）12－００71－０4

林安梧是第三代新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1995年牟宗三逝世，是他学术的分水岭。之前，他的理论中心在于阐释、宣传儒学，其学术活动属于现代新儒学的范畴。牟宗三逝世后，他的理论转向后新儒学的建构，以期推进现代新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林安梧认为，以牟宗三哲学为集大成者的现代新儒学完成了儒学智识化与理论化的工作，使道德本心得以形而上地保存，但现代新儒学对儒学的诠释存在着缺陷，必须对之进行批判的反省，才能把现代新儒学推进到后新儒学阶段，完成儒学的又一次革命。本文将从四个方面说明后新儒学所要完成的革命。

一、由心学立场向气学立场的转换

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尽管现代新儒学有“尊德性”和“道问学”即新心学和新理学两支学脉，但继承阳明心学传统的“尊德性”一脉，一直是其主流。从梁漱溟的新宋学到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再到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现代新儒学把“良知”和“智的直觉”，不仅当成人的本体，甚至当成宇宙的本体，传统心学的理论化、智识化被发展到极致。然而，在林安梧看来，现代新儒学讲“良知”、“智的直觉”，最后把良知变成远离生活世界的超越意义的、形式主义的存在，使儒学成为书斋里学者们研究的材料，与百姓的现实生活日益疏离，从而使儒学的生命力枯竭了。要克服这种缺陷，后新儒学就要从牟先生回到熊先生，再回到王夫之。林安梧认为，在现代新儒家里，牟宗三是最大的“别子为宗”，因为就真正原初的儒学来讲，“最首出”的概念应该是“气”，而不是“心”也不是“理”。“理”强调的是一个超越的形式性原则，“心”强调的是内在的主体性原则，而“气”强调的是历史社会总体真实的互动和感通。他认为，就对社会历史总体的感通而言，若比较熊十力、牟宗三和王夫之哲学，“熊十力未来的发展比牟先生还大，不是他哲学知识的广度，而是他的整个哲学的向度。本身来说，熊先生的哲学有一种非主体主义的倾向，就是打破主体主义，回到整个生命、生活世界、生活之常里面”①。在这方面，王夫之又远过于熊十力。林安梧认为，熊十力讲“体用不二”，虽然也注意到社会历史总体的问题，但他还是受宋明理学的影响比较大，他讲到人的“实践”论题时，对于内在形上学的道德本性的考察还是比落实于社会历史总体多。就此来讲，王夫之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谈‘乾坤并建’，不述诸那‘本心’，而是即其‘器’而言其‘道’，是就当下任何一个存在的事物，就那个辩证过程而去彰显‘道’”②。林安梧的后新儒学所要完成的革命之一就是由牟宗三上溯至熊十力，再上溯至王船山哲学，通过王船山“即其器而言其道”的气学，克服现代新儒学的形式主义的倾向，把人看成在社会历史总体中生活的人，而不是把人当作超越意义的、形式主义的良知。

由心学立场向气学立场的转换所带来的儒学革命，使现代儒学重新呈现了新心学、新理学、新气学并立的局面，改变了现代新儒学的基本理论格局。

二、会通当代西方哲学

融会中西，一直是现代新儒学努力的方向。概括起来说，现代新儒学所利用和吸收的西方哲学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近代理性主义思潮，如贺麟、唐君毅对黑格尔哲学和牟宗三对康德哲学的推崇；另一种是黑格尔以后的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如梁漱溟、张君劢等对柏格森生命哲学的认同。后新儒学继承了现代新儒学融会中西的学术传统，但它对西方哲学资源的选择不同于现代新儒学，它更为关注的是当代西方社会批判理论、现象学和解释学的理论成果。

林安梧认为，社会批判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问题有深切认识，对克服当代资本主义的问题有独到的见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僵化，人成了机器的奴隶，人与人之间的宰制情况严重，人的异化现象仍然存在。又由于工具理性的高涨和泛滥，面对科技理性无法解决的价值、目标、道德伦理等问题，现代人出现了意义的危机。林安梧认为，社会批判理论不把异化问题归结为经济问题，而是把异化看成整个实存情境的问题，将其理论植根于人与整个实存情境的辩证历程，它所着重的是人道主义立场，极力反对人被外化、物化。社会批判理论强调否定性思考方式，面对社会现象，通过不断的批判、否定而使社会现实朝向合理的方向变化。社会批判理论要对工具理性进行批判，使人能成为科学发展的主人来驾驭力量庞大、发展神速的科技，使科学技术不是危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