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科举、职官中的“官年”从杨守敬的举人朱卷谈起的论文-社会文化论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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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科举、职官中的“官年”——从杨守敬的举人硃卷谈起的论文

社会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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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敬是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湖北宜都县（今宜都市）陆城镇人。他谱名开科，字云朋，号心物。榜名恺，后更名守敬，字鹏云，号惺吾，晚年因在湖北黄州东坡雪堂旁筑书楼“邻苏园”，故又别署邻苏老人。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其自订《邻苏老人年谱》（以下简称《年谱》）[1]及杨氏后裔编撰的《和州杨氏三修家谱》（以下简称《家谱》）[2]记述颇详，近现代学者撰写的有关他的传记文章介绍亦较全面[3]。惟其生年则有两种说法，虽说这种差异尚不至对研究工作带来多么严重的影响，但从中却可使我们了解到封建科举、职官中的“官年”现象。

据杨守敬自订《年谱》曰：“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五日丑时，吾以生。”按道光十九年即1839年，杨氏《家谱》亦持此说。这个年代和日期由于出自杨氏本人所说，因而得到普遍的认同，绝大多数论著在记载杨守敬生年时都采纳了这一说法。然而，《邻苏老人乡试硃卷》（以下简称《硃卷》）[4]前“履历”中，杨守敬填写的出生年月日却为“道光庚子年四月十五日吉时”。此处之“庚子年”为道光二十年，即1840年。该《硃卷》是杨守敬同治元年（1862年）考中举人的试卷，后经杨家刊刻传世。与《年谱》相比，生年有一岁之差。

《年谱》与《硃卷》皆源于杨守敬本人之手，白纸黑字，言之凿凿，似乎不容质疑，但又确有一年之差，这不免有些匪夷所思。www..coM针对于此，已有文章进行了探讨[5]，不过，似乎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

根据《年谱》、《家谱》和《硃卷》的记载，杨守敬在家排行居长。他还有一个弟弟叫杨开甲（号先三），杨氏自订《年谱》“二岁”条明确记载：“九月初一日丑时，弟先三生。”《家谱》卷十四也记载：“开甲，字占元，号先三，生道光庚子九月初一丑时。”二书所记杨开甲的出生年月日完全一致，即道光二十年（庚子）九月初一日，公历为1840年9月26日。而若依据《硃卷》的记载，杨守敬出生于“道光庚子年四月十五日”（1840年5月16日），则兄弟二人出生年月日只相差四个月零十天，显然，这是不合常理的。另据《家谱》卷十三记载，杨守敬的父亲名有纯，字粹然，他初娶王氏为妻，无子。续娶黎氏，“子二，开科、开甲，俱黎出”。既然生母均为黎氏，因此作为哥哥的杨守敬早出生一年，即如《年谱》所载出生于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五日（1839年5月27日）才是可信的。

那么，为何杨守敬当年参加举人考试填写“履历”时会写为“道光庚子年四月十五日”呢？究其缘故，当与封建科举、职官中的“官年”现象有关。

“官年”现象由来已久。南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三“实年官年”条记载：

士大夫叙官阀，有所谓实年、官年两说，前此未尝见于官文书。大抵布衣应举，必减岁数，盖少壮者欲籍此为求昏地；不幸潦倒场屋，勉从特恩，则年未六十始许入仕，不得不豫为之图。至公卿任子，欲其早列仕籍，或正在童孺，故率增抬庚甲有至数岁者。然守义之士，犹曰儿曹甫策名委质，而父祖先导之以挟诈欺君，不可也。……于是实年、官年之字，形于制书，播告中外，是君臣上下公相为欺也。[6]

洪迈这段话反映出五点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一，官年现象在南宋初期已非常普遍，其起源当起码上溯至北宋；其二，官年有减岁和增岁之别，减岁之人多为以平民身份应试者，增岁之人则多为官宦子弟；其三，官年的出现主要是封建知识分子为在科举进仕的道路上争取更多、更好的机会而虚报年龄造成的；其四，官年只是在应试举子中通行的一种约定成俗的俗例，而且在当时也并非被所有应试举子所认同；其五，对于这种虚报年龄的作法，当时的统治者是默认的，并且在官府的公文中也不刻意地隐讳。

宋代之后这种惯例似乎一直在延续，至少尚未见历朝对此严加取缔过[⑦]。事实上，直到清末科举制度被废除为止，这一俗例始终绵延不绝。近人朱彭寿所著《安乐康平室随笔》记载的一件事足以引为佐证，其文曰：

文人为士大夫撰墓志传状，于生卒年岁最宜详考，稍不经意，即易传讹。犹忆光绪壬辰八月间，寿阳祁文恪师世长，卒于工部尚书任内，时年六十有九，实生于道光甲申。然旧时所刻乡、会试硃卷，则皆作乙酉生，盖循俗例，应试时少填一岁耳。迨接讣告，乃云生乙酉，卒壬辰，享寿六十有九。以生卒干支与年岁计之，殊不相应。……后读王益吾祭酒《虚受堂文集》，其所撰《文恪神道碑》则云生乙酉，卒壬辰，年六十有八。殆仍据讣告所载，而以年岁推算不合，遂减去一岁，俾与生卒干支相符。然文恪实年，则竟遭改削矣。[8]

朱彭寿所谓“应试时少填一岁”的说法与洪迈“官年”之说可谓一脉相承，这无疑说明“官年”俗例直至清末仍在流行，而且从朱氏用“俗例”一词表述来看，清时官年可能仍未成为科举、职官制度中的正式则例。

此外，朱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