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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政府视角下“精准扶贫”实践困境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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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语

摘要：基层政府作为推动精准扶贫政策施行的直接参与者，对政策最终的实施效果产生着重要影响。本文以此为视角，综合运用文献法、观察法、访谈法，从精准识别的主观性、精准帮扶的排斥性、精准管理的滞后性、精准考核的面子性等问题入手，分析基层政府工作者在主客观方面受到的制约，提出设立专人调研走访小组、扶贫工程外包、利用大数据平台建立动态档案机制、以考核促帮扶等建议举措，进而助力脱贫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基层政府精准扶贫困境对策

一、选择“精准扶贫”研究样本的背景

“精准扶贫”这一重要思想最早于2013年11月提出。2014年1月，中办详细规制了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推动了“精准扶贫”思想落地。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扶贫工作时提出了“六个精准”，对精准扶贫工作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上指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由此可见，精准扶贫工作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是全党全国工作的重要任務之一。当前我国扶贫工作也已经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贫困发生率从2010年的17.27%下降至2016年底的4.5%，困难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改善。然而在云南省某贫困县的走访调查中发现，政策的实际执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差。此县共有贫困人口13.5万人，占到了全市贫困人口的24.8%，人均财政收入仅有1700元左右，财政自给率为31.6%。该县贫困范围广，贫困程度深，贫困原因复杂，尽管基层政府对国家的扶贫政策给予了高度重视，但许多困难群众依旧未得到准确而有效地帮助，基层工作者扶贫工作难以开展，扶贫任务十分艰巨。本文以调研访谈记录为依托，从基层政府的视角出发，综合运用文献法、观察法、访谈法分析精准扶贫政策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并提出相应解决办法。

二、“精准扶贫”面临的主要困境

所谓精准扶贫，就是“通过对贫困户和贫困村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引导各类扶贫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扶贫到村到户，逐步构建精准扶贫工作长效机制”。然而在对该县基层工作者的访谈中发现，上述四个环节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差。

（一）精准识别的“主观性”

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政策实行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步，如果针对贫困人口的界定出现了偏差，那么帮扶的意义也无从谈起。该县对贫困户的认定和识别工作主要由基层干部来完成，但许多基层干部在工作过程中往往以个人主观认识为依据，缺少实际的调查和实践。出现了已脱贫的农户继续接受国家帮扶，而新致贫或因故返贫的农户得不到足够帮助的情况。因此以主观判断为主的识别模式成了精准扶贫工作开展的最大障碍。

（二）精准帮扶的“排斥性”

在当前的帮扶工作中，主要存在着帮扶条件的排斥性和帮扶需求的排斥性两大问题。

帮扶条件的排斥性。享受帮扶政策具有一定的门槛，例如，在该地区实行的危房改造政策是针对贫困户的住房问题出台的一项重要政策，要想接受政府的住房政策补助，村民需要自己先行筹款建房，建好后相关部门对建筑面积、质量等方面考核合格之后给予4—6万元不等的补贴。但许多贫困户自身没有储蓄，前期自行筹款盖房的条件让许多困难户望而却步，恰恰是那些家庭条件相对较好，有钱翻修房屋的农户借机享受了优惠待遇，导致了“扶富不扶穷”现象的发生。

帮扶需求的排斥性。精准帮扶的另一层含义就是实现“按需帮扶”，许多基层工作者表示，如果完全根据贫困户的自身需求来进行扶贫，政策的实行难度会大幅度增加。因此帮扶措施被简化成了具有普遍需求的几类措施，而那些有着“非普遍”帮扶需求的贫困户在这个过程中则会被排除在外。

（三）精准管理的“滞后性”

精准管理这一环节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对贫困户档案的管理，良好的管理机制能够为精准扶贫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正确的指引和参考。该县目前在档案管理方面的问题体现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

从内容来看，贫困户档案的更新和完善工作明显滞后。在村干部没有进行充分走访和调查的情况下，档案中记录的数据大多为历史数据，真实性和有效性较低。

从形式来看，大多数基层政府对档案的管理仍采取纸质版人工存档的形式，这种管理方式效率低，查找过程困难，更改程序复杂，且占用了较多的空间和人工成本，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扶贫工作的开展。

（四）精准考核的“面子性”

精准考核这一环节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考核标准的“面子性”。上级对于扶贫政策的落实有着明确的考核指标，如改造危房，铺设道路等，基层政府在执行命令时会优先按照考核指标进行扶贫。在时间紧迫，物质资源不充足的情况下，该县的许多基层工作者不得不将扶贫措施的重心放在了表面工作上，重“量”轻“质”。上级要求的考核指标看似都已经完成，但困难群众的生活状况没有实质性的改善。

三、“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