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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儒学研究的新趋向前瞻二十一世纪的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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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讨论儒学时，或许还难免不自觉地仅以之为一种中国的本土文化。但事实上，至少自宋明以来，儒学便已扩展成为东亚经验的一种了。而如今随着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全球一体化，儒学更是开始进入西方的直接经验领域。因此，在了解西方儒学研究的基础上前瞻二十一世纪的儒学，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

一

西方对儒学的正式研究，最早属于汉学（Sinology）的范畴。但这种Sinology的范围相当广泛，决不仅限于儒学，与中国有关的各种文化现象，几乎均是其研究领域。并且，和埃及学（Egyptology）相似，Sinology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将研究对象视为已死的文化。该文化已然静态地被封存于历史之中，不再作为一种鲜活的传统可被经验。汉学研究或许可以称之为“古董研究”，汉学家也类似于古董收藏或鉴赏家。尽管不乏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者，但许多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只是出于一种对“异类”（theother）的猎奇心理，他们并不关心中国文化当下的现实生命。

西方传统的汉学研究，显然与殖民主义有关。因此，随着全球反殖民主义的兴起、世界格局的变化，战后西方汉学研究的重心不仅从欧洲移到了美国，其性质与内容也随之而变。目前，Sinology一词至少在美国已渐呈被弃不用之势，取而代之的是ChineseStudies。而ChineseStudies从五十年代至今，其内容也在不断丰富。约略而言，五、六十年代，ChineseStudies主要以费正清（Fairbank）和芮沃寿（ArthurWright）所主持的研究为代表。较之传统的汉学研究，这种研究有两个特点：一，对儒学研究在时段上的侧重由古代转换到近现代；二，不再将儒学视为一种已逝的历史遗迹，而是将其看作一种仍在运作的意识型态和观念系统。六十年代以后，在陈荣捷（Wing-TsitChan）和狄百瑞（Wm.T.deBary）等人的推动下，儒学研究开始重视儒学内部的哲学性课题以及儒者的人格世界。而七、八十年代迄今，则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向，即不仅视儒学为一种仍在支配人们行为的观念系统，而且将其理解为一种宗教性的传统。在此趋向内部，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从宗教性传统的角度对儒学本身所作的专门研究；一是在视儒学为一种宗教传统的前提下，对儒学和基督教等其它宗教传统所作的比较研究。当然，这两种类型有时又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常常交织在一起。

对于这种新趋向，有一系列的著作可以作为代表。如1972年芬格莱特（Fingaratte）的《孔子：即凡俗而神圣》（Confucius:TheSecularasSacred），1977年秦家懿（JuliaChing）的《儒与耶：一个比较研究》（ConfucianismandChristianity:AComparativeStudy）（当然，秦家懿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但鉴于美加的密切联系，此书亦可作为这一系列著作的其中之一），1982年南乐山（RobertC.Neville）的《道与魔》（TaoandDaimon），1989年杜维明的《论中庸》（CentralityandCommonality:AnEssayonChung-yung），1990年泰勒（RodneyTaylor）的《儒家思想的宗教向度》（TheReligiousofConfucianism），以及1994年白诗朗（JohnBerthrong）的《普天之下》（AllUnderHeaven:TransformingParadigmsinConfucian-ChristianDialogue）等等。欧洲也有一些同类的著作和研究成果，但不如美国的集中，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当然，这一新趋向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对以往研究范式的取代，而毋宁说是在整个ChineseStudies领域内又一种研究范式和类型的开拓。甚至在ChineseStudies取代了Sinology的用法之后，传统Sinology的研究也未尝绝迹，而仍有其自身发展的空间。以上从Sinology到ChineseStudies的转变，以及ChineseStudies内部儒学宗教性研究新趋向的出现，也只是对西方儒学研究变化极为粗略的概括，自不足以把握整个西方儒学研究的全貌。需要指出的是，从宗教性的角度理解儒学成为晚近西方儒学研究的一个新趋向，并非偶然。儒学自身在现代的经验，在经历了被全面解构之后的综合创新，无疑是背后最为根本的决定因素。尽管当代儒学的经验仍在继续，创造性的转化尚未完成，但已有的成果或许已可以让我们对儒学在将来的发展方向略窥一斑。

二

就象作为一种东亚意识的儒学仍得以中国本土的儒学为基源和母体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