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百六十五个祝福》谈话剧小品的外部叙事策略特性.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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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百六十五个祝福》谈话剧小品的外部叙事策略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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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三百六十五个祝福》为例，从本部作品外部叙事策的分析为切入点，通过横纵分析方法得以窥见优秀的电视话剧小品的在叙事层面成功之处所在。力图从创作者的角度挖掘可供广大戏剧文艺工作者参考和学习的内容。

关键词：叙事策略;叙事语言;电视语境;话剧小品

对于叙事的研究，我们经常会联想到以叙事为主要创作基础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如小说、剧情片等。对于这个方向的研究，也大多以这两个主体为研究范本进行分析和论述。关于叙事学的研究，相关成果大都围绕作品的叙事结构、叙事方式、叙事视角以及关于叙事符号等主要方面。本文将以叙事学为理论基础，从文化角度和戏剧美学视角对电视话剧小品《三百六十五个祝福》进行分析，就其外部叙事策略在电视话剧小品中所反映出的特性和现象进行辨析、探讨、归因与展望。

首先《三百六十五个祝福》是一个在叙事层面较为成功的电视话剧小品，其在叙事结构上符合生活情感逻辑和主流观演取向。在典型事件的选取上比较有代表性，通过小人物对于同一事件的不同认识去反映真实的社会现象，又通过恰切的导演语汇去呼唤较高水准的公序良俗以及和谐的医患关系。从整体来看，这部作品的叙事难点在于如何将选取的较为敏感的事件下公众的普遍认知与其呼唤的真、善、美的大主题进行结合，使观众不但能够接受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差异，也能够对于社会道德及法律层面积极进行理性与感性地合理建构。本文就将以《三百六十五个祝福》为例，从本部作品的外部叙事策略为切入点进行分析，力图从创作者的角度挖掘可供广大戏剧文艺工作者参考和学习的内容。

无论是文学还是艺术，叙事学无疑都是必要的理论基础。20世纪60年中期法国学者茨维坦·托多罗夫最早提出了“叙事学”这一名称和概念，叙事学的形成是20世纪结构主义文论发展的最直接结果。关于戏剧作品“外部叙事策略”的分析就是在这一学科背景之下去考察在其一度创作与二度创作之中所反映的特性，即考察剧作者的外部叙事策略与导演语汇的表达应用策略。对于一部戏剧作品的外部叙事策略分析，要从其发展脉络及其所反映的现象进行入手。从戏剧的发展史来看，从无叙事概念到有叙事概念大概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从生理自发行为或辅助生产的无鲜明目的输出的早期叙事模式再到以社會治理与宗教输出为目的必要叙事模式再到以世界格局变化为主轴的内外部政治需求为目的的叙事模式，再到今天以经济生活为背景的大众娱乐与商业运作下的主流叙事模式。《三百六十五个祝福》的外部叙事策略的特性无疑要在后者的范畴下进行讨论。

一、纵向揣摩——秉承当代电视语境下的叙事要求

首先纵向来看，从电视话剧小品进入到观众视野到今天的蓬勃发展，电视话剧小品所涉及的内容和题材范围之广泛，在1961到1962年间，北京电视台根据中央的指示办过三次“笑的晚会”。晚会过后，引发了人们对于“笑”的强烈讨论，这其中就包括了对于小品是否能只作为独立的戏剧样式呈现的大讨论。而事实上，这三次晚会过后，电视小品的形式已经得到了电视观众的普遍认同，这时创作具有完整的叙事结构作品的概念已经在创作者的脑海中生根发芽。1983年第一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共推出《逛厂甸》、《吃鸡》、《弹钢琴》和《阿Q的独白》4部小品。

进入20世纪90年代，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全国各大卫视掀起“综艺狂潮”，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中央电视台的《综艺大观》栏目，这档栏目也塑造了一大批为广大电视观众所熟知的知名喜剧演员如赵本山、高秀敏、郭达、蔡明等，涌现出许多优秀的电视小品作品如《小草》、《办班》等。电视话剧小品的大量出现，让“叙事策略”的概念不断走向成熟，使其在戏剧创作者的实际创作中渐渐系统化、理论化、应用化，为探讨电视话剧小品的叙事策略提供了丰富的视听样本，但此时的作品大都以输出各类表演形式为主，目的上更追求观赏性，缺乏一定的社会基础。

《三百六十五个祝福》在选取的故事内容上看矛盾冲突是寓于社会共性问题之中的，并非叙事技巧下的产物，由夫妻对于“送红包”的不同认知和行动所引发的事件推进也符合当代大众生活的基本逻辑。由此可见，《三百六十五个祝福》这部作品的外部叙事策略的本质特性是在当下经济社会背景下找出公众不同视域下对于医患关系中现实问题的合理解决办法，并为此输出理性认知与感性认知的双重公知，在此基础之上秉承“电视春晚”或电视语境下的良好表达形式和真、善、美的时代要求。

二、横向观摩——寻求独立的叙事语言表达方式

横向来看《三百六十五个祝福》是一部在叙事语言上具有浓厚特点的作品，其特点来自于“开心麻花”（以下简称“麻花”）品牌长期耕耘的种种收获。从开心麻花近几年的主要面世戏剧作品来看，其一度创作团队正在力求符合其自身发展特点的表达语汇。

（一）人物：困境之下的“小人物”之“大抉择”

《三百六十五个祝福》中的主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