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理论探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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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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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中

在国内一直盛传着这样一段话，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1998年曾预言：“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市化。”[1]也许是历史的巧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城市化率自1997年跨出30%的门槛以后，几乎以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发展，以至于2011年城市化率首次超过50%。这的确令人感到兴奋，因为城市化在19世纪工业革命后开始兴起，1920年美国城市居住人口首次超过50%[2]，而我们竟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2年的时间里就实现了美国建国144年才达到的目标。据此趋势，国内有关研究机构进行预测，中国的城市化率2020年将达到60%，2030年将达到65%。[3]这个预测是极其谨慎的，似乎也是相当乐观的。面对城市化的冲动，为了尽量避免在城市化问题上少走弯路，去掉一切“伪城市化”（pseudourbanization）色彩，进一步取得共识，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对诸多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探讨之一：理念的表述是城市化还是城镇化

通过仔细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为“十二五”规划），我们可以看出，城市化与城镇化这两个概念是混用的。例如“十二五”规划的第五篇第二十章的题目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在表述其核心内容时说：“优化城市化布局和形态，加强城镇化管理，不断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而且其第一节的题目是“构建城市化战略格局”，在这不到50字的表述中，城市化与城镇化混用了两次。[4]城市化与城镇化的一字之差反映了什么？至少反映出我国对城市化的理解还没有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按照目前我国的管理体制，县级市以上的城市才属于城市管辖范围，而县以下（县级市除外）包括县城城镇则属于农村管辖范畴。[5]也就是说，即使农民工“在县及所在镇解决了户口”，但仍然属于农村管辖范畴。这样的城镇化难道也能等同于城市化？而且大家都清楚，所谓城市化就是各种生产要素在城市空间上的集聚，政府官员希望农民工“在县及所在镇解决户口问题”，这可能纯属于一厢情愿。因为目前在中国，县及镇的生活质量是无法与城市相比的（当然虎门镇等例外，尽管其管理级别仍为镇，但它实际上早已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城市）。我国早在1997年就开始在四百多个小城镇进行了户籍改革试点，四年后大多数小城镇的户籍对本地农民基本上放开了，可效果并不好。因为有的地区要求农民获取城镇户籍与放弃农村土地挂钩，更明显的是，小城镇的公共服务设施和就业机会都非常短缺，根本无法满足群众的需求。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人口在镇的集聚程度是相当差的。例如2007年，我国建制城镇19249个，人口6559万，城乡居住用地15399平方公里，即2309万亩，每万人用地2.35平方公里。而同期368个县级市，人口15571万，城乡居住用地11978平方公里，即1797万亩，每万人用地0.76平方公里。[6]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居住用地方面，建制镇比县级市多3421平方公里即512万亩，但是人口却比后者少9000多万？其根本原因就是，按照农村管辖范畴的镇，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基本是农式，而不是非农式，因此生产要素是分散的、松散的，而不是集聚的、集中的。从中我们也可以领悟到，之所以我国要探讨城市化与城镇化之间的不同表述，决不是咬文嚼字的无聊游戏，而是通过细分，我们才可以掂量出两者的差异。在管理体制上，城市化要求的是城市性质的管理，而城镇化则是城市管理与农村管理的混合体制，它强调的管理体制和政策实施重点与城市化大不相同。所以，尽管“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城镇化率要从2010年的47.5%提高到2015年的51.5%，这对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是有推动作用的，但对于不断提升城市化的质量和水平是很有局限的。如前所述，我国与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城市化实践的最根本的区别，就是目前我国城市不仅是等级管理，而且对人口的迁徙设有户籍等限制条件。所以我们看到，在世界银行的城市化报告中，尽管当前全世界仍然有大约一半的居民居住在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镇，例如在设市的规模方面，美国要求3000人以上，巴西要求5000人以上，德国要求3000人以上，[7]但在其理念表述上仍称为城市化，因为在其国内，人员流动是不存在户籍限制的，公民所享受的权利和服务是均质的。正因为如此，在我国的表述中，城市化与城镇化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两者的制度内涵是有明显差异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否可以说，中国的城镇化只是“准城市化”。

探讨之二：城市化动力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今六十多年过去了，201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47.5%。如果和美国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