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cGIS平台的京津冀县域经济空间差异与收敛性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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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ArcGIS平台的京津冀县域经济空间差异与收敛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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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明苏妍嫄严玲玉

摘要：京津冀区域高质量发展是贯彻新时期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大战略部署。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京津冀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破点。在对区域经济收敛性文献梳理的基础上，选取1994—2017年京津冀180个县（区）数据，运用ArcGIS和收敛模型围绕京津冀县域经济空间关联性问题展开研究。研究发现：京津冀县域经济全局空间关联程度呈逐年增大趋势。同时，检验结果表明京津冀经济发展存在属于空间误差模式的绝对β收敛，区域经济增长因素在空间上存在溢出效应。据此得出京津冀县域发展模式和县域发展模式的演变规律，对京津冀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进一步的验证，并提出着力实现县域联盟成片发展、促进要素跨区域流动格局等建议。

关键词：京津冀高质量发展;空间计量;县域经济;经济发展模式

：F064.1：A：1007-2101（2021）03-0103-07

从表1可知，1994—2017年京津冀全局Moran指数I均为正，并呈现出上升的整体趋势，且每组数据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Moran指数I结果说明京津冀县域内的空间单元经济发展紧密性增强，关联度也不断增加。京津冀区域从1994年起便在空间维度上不断集聚，并伴随着京津冀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与经济发展变得更加明显。

（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1.局部Moran指数

局部Moran指数I是度量相邻区域之间关联程度的重要指标，通过下式进行计算：

Ii值的正负分别表示该区域单元被相似和相异的属性值所包围，即高—高型或低—低型和低—高型或高—低型。为了更清晰的表示京津冀地区经济局部空间相关性，笔者进一步根据空间单元所处象限位置来判断其属于（双高）类型县域（HH型）、（双低）类型县域（LL型），还是属于高低类型（HL型）和低高类型（LH型）的异常现象。根据ArcGIS软件分析结果，1994—2017年京津冀县域类型变化情况如表2所示。

通过对京津冀各县域与其相邻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类型进行划分，发展关系共有11种类型变化情况。其中只有11个县域属于低高型→高高型、高低型→高高型变化类型，意味着这11个县域对其邻域或受其邻域经济发展正相关，经济上能够积极地起带动作用。这11个县域分别为门头沟区、滦县、塘沽区、栾城县、乐亭县、汉沽区、大港区、迁西县、黄骅市、遵化市、迁安市。其余类型都表明该区域与相邻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有不同程度上的负相关关系，该区域与相邻区域经济发展负相关，经济上不是相互促进，更多为相互制约。

由此可见，尽管国家在2014年实施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但由于行政壁垒、地区保护主义等没有得到彻底破除，一些高水平区域的带动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未产生明显的溢出效應。除上述11个县域外，其余类型都表明该区域与相邻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有不同程度上的负相关关系，该区域与相邻区域经济发展负相关，在经济发展中相互抑制，这主要是由于各区域之间生产要素竞争和市场竞争等行为所致。

2.京津冀县域发展模式

笔者选取1994年、2013年和2017年这三个时间段县域经济局部空间聚集的显著性指标，运用Moran指数对局部区域进行显著性检验，并把显著的高高型、高低型、低高型和低低型分别与高值集簇区、高低孤立区、低高塌陷区、低值萧索区的经济发展模式相对应。1994年、2013年、2017年局部Moran指数显著性检验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中可以看出：第一，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值集簇区和低值萧索区这两个区域都有所扩大，高值集簇区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天津，但是正定县、大兴区、廊坊市市辖区、武清区、北辰区在2013年以前是显著的高—高型县域。2017年，北京市全境、天津市全境、蓟县、三河市宁河县、静海县、滦县和霸州市等为高—高型县域，因此可以看出这些区域在经济上都取得了快速的发展。第二，1994—2017年，京津冀区域中低值萧索区主要分布在张家口北部、保定周边，以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大部分地区，同时可以看到低值萧索区数量大幅度增加，且随着时间变化这种趋势更加明显。2017年局部Moran指数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这24年间其因受周围低值经济发展县域负面影响较大，其经济发展势头并不迅猛。2013年栾城县的经济发展模式由原来的低高塌陷型变成了高低孤立区，说明在这段时间其经济发展势头良好，远超出周边经济发展水平。但是也可以看到2017年怀来县、路北区、路南区、涿州市、广阳区、固安县、安次区、永清县、文安县成为低高塌陷型县域，表明这些区域经济发展相对于其邻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由表3可知，京津冀协同发展对河北省的经济发展格局没有实质性改变。特别地，由于低值与低值集聚对全局相关性加大的结果影响更为深入，河北省低值萧索区数量大幅增加。

综上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