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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宋代士大夫的忧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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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申

（安徽师范大学安徽芜湖241003）

[摘要]宋代重用文士的国策和内忧外患的国势，大大强化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们积极参政议政，倡导社会变革，体恤百姓疾苦，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笔者认为两宋社会在内忧外患中维持三百余年，士大夫的这种忧患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宋代；士大夫；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人文精神，在中国古代士大夫身上表现得尤为强烈和突出，但因社会环境、个人际遇的不同，其表现实质也不尽相同。五代严酷的现实使五代的文人士大夫深感命运的悲惨与无奈，因而他们的忧患观主要表现为对个人命运的感伤，以及因个人政治失意而产生的悲愤不满情绪。然而宋代文人士大夫所置身的环境与五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宋代士大夫境遇的改变

宋代是一个礼遇士大夫的朝代，士大夫的境遇得到了极大地改善。宋太祖鉴于五代藩镇割据导致的社会动荡，继位之初即“杯酒释兵权”，并“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1]《陈亮传》，此后的宋太宗、宋真宗等历朝皇帝均奉行了宋太祖立下的崇文抑武政策，欲以文治国。

在实行崇文抑武的同时，又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保护文人的举措，宋太祖曾专门立法规定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和辱骂大臣，臣下除非犯了谋反和叛逆的大罪，不得杀戮，他还特别为子孙立下了“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宗家训，并且告诫后代“子孙有逾此誓者，天必殛之”[2]卷1，其后宋代诸帝对待文人士大夫大都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政策。

为了吸收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阶层，宋代统治者完善了科举取士制度，一方面，宋代打破了唐代科举取士的门第限制，凡稍具文墨的读书人，无论士、农、工、商，皆可应举入仕。另一方面，宋王朝还扩大了科举录取的名额。宋代的科举进士登第者一般都在二三百人，多时竟达五六百人，而且只要科举及第，就可以授官。宋代科举取士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使大批的知识分子进入官僚机构，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即所谓“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文士也”。[3]卷22，行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构架。

宋代士大夫现实境遇的改变，社会地位的提高，直接刺激了士大夫阶层心理意识“在全新水平上的高度自觉”[4]，使他们能够在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中心系国家安危，能够把自身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表现出对国家和百姓以及文化的终极关怀。

二、宋代士大夫忧患意识的表现

1.积极入世，参政议政

宋代士大夫以主人翁的角色意识和使命感，积极上书言事，参政议政，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入仕参政观念。即使在仕途受挫，落魄失意的情形下，宋代士大夫也没有放弃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而是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从而使传统的士人处世原则得到升华。如范仲淹在庆历新政失败后，他再度离开朝廷，任职地方，在地方上仍然是鞠躬尽瘁，播政绩于民心，其“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5]《邓州谢上表》的社会责任心永不改变。欧阳修和苏轼也没有因为贬官到地方而丧失其济世救民的社会责任感，仍旧一如既往地勤于政事。在宋代，像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决不是个别人，而是一个庞大的集体，代表着一大批士大夫的社会角色认知。

2.倡导社会变革，挽救危亡

北宋时期，面对冗官、冗兵和冗费所导致的积贫积弱，北宋士大夫忧患意识的重心主要在于内患，为此，这些胸怀天下的士大夫们，积极倡导变法自强。

在《国史大纲》中，钱穆先生激情洋溢的的说：“终于有一辈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们出来，带着宗教性的热忱，要求对此现实世界大展抱负。于是上下呼应，[来自wwW.lw5U.coM]宋朝的变法运动，遂如风起浪涌般不可遏抑”，[6]P561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就是在这股改革思潮的激荡下出现的两次变法运动。面对宋廷的内忧外患，范仲淹向仁宗帝呈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十项变法主张，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办法。尽管遭到保守派的阻挠和破坏，“庆历新政”很快失败了，但其影响却是深远的，直接成为后来王安石变法的前奏。而王安石怀着“顾内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患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益穷困，而风俗日以衰坏”[7]卷1的忧患意识，勇于进行变革，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对后世影响深远。可以说，面对积贫积弱带来的社会危机，无论是变法派，还是所谓的“保守派”，其动机都是建立在通变救弊，振兴时治的基础之上。

北宋灭亡后，宋代士大夫忧患意识的重心从内忧转向外患。以岳飞、辛弃疾为代表的南宋士大夫以驱除金人、收复河山为己任，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这种时代精神值得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