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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机构关注数量对公募基金持仓影响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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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怡曼范利民

摘要：本文从券商机构关注家数入手，研究其和公募基金持仓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Wind终端里2016年6月30日——2020年6月30日5年间的A股上市公司中报里，券商机构关注家数和基金持股比例等多方面的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一些基本面指标、市场情绪指标后，券商机构关注数量与基金持股比例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券商;证券研究报告;公募基金;分析师;股票;投资者

一、引言

伴随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资本市场的快速增长，我国的券商机构不断发展壮大。其中，券商分析师群体作为资本市场的观察者和研究者，需要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报告。尽管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应该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但是由于券商研究报告受到了多方面利益的影响，其客观性和中立性一直被质疑。

对于券商研究报告给资本市场所带来的影响，学术界已经有诸多讨论，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券商研究报告整体存在“报喜不报忧”的现状。尽管如此，其对在促进资本市场交易活跃方面发挥了作用。玄翔宇（2016）[1]利用从2013年3月10日至2015年11月10日间近2年的A股全市场股票数据和券商个股研究报告对不同时间段内处于不同一致预期情况下和处于不同券商关注度情况下的股票的超额收益、成交金额和价格波动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和对比分析。

该论文得出结论：中国券商研究报告极度倾向于正面信息，券商研究报告不能有效传递全部信息。分析师基本只发布偏正面观点的分析报告。券商研究报告一致预期高的股票短期超额收益不明显，长期超额收益比较明显，我国股票市场未达到强势有效市场。

券商研究报告结论对股票交易的活跃度有一定影响，券商研究报告的评级会引起一定的羊群效应。券商研究报告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在上市公司和投资者之间进行信息传递的任务，但是其对所传递的信息有很强的选择性，倾向于传递正面信息并回避负面信息。

我们知道，在券商所对接的众多机构之中，产生较大影响的是公募基金，也就是业内常说的卖方与买方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证券分析师期望得到基金经理的青睐，让其在众多分析师中“脱颖而出”，甚至在“最佳分析师”评选中获奖;另一方面，基金经理因为业绩压力，时时在寻找投资线索，而由于基金公司投研力量的局限性，也需要通过券商研究报告来获得更多的信息。

关于券商分析师和公募基金之间的关系，海内外学术界也有着不少研究和探讨，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不只是券商分析师向基金公司提供服务，分析师对于基金重仓股，也倾向于跟踪并且发布乐观报告。王瑞（2013）[2]提到，在我国，基金与分析师的关系不止限于分析师提供服务，基金对其服务评级（明星分析师评选），基金与券商分析师之间还存在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券商和基金可能是同一股东，而券商还有可能参股基金，在我国，券商持股基金是普遍现象。

他基于信息需求理论，讨论了基金重仓股对分析师跟踪行为的影响，从分析师信息获取的角度，检验了相对于非基金重仓股，分析师增加了对基金重仓股实地访谈的可能性，从分析师传递信息的角度，检验了分析师对基金重仓股和非基金重仓股在跟踪数量和发布研究数量上存在差异。总体来说，他认为，券商分析师对于基金重仓股出现明显的乐观性倾向。

黄瑞宇（2015）[3]认为，明星分析师与明星基金经理之间在年底的排名赛中能够达到所谓的默契和互利共赢。分析师对重仓的股票发布乐观评级能够为被评为明星分析师拉票，明星分析师的乐观评级也能带来基金业绩的增加，类似于分析师为明星基金经理的评选直接投票，他们手中的选票就是乐观的荐股评级。

可见，对于券商研究报告与公募基金持仓的关系的看法仍然存在诸多分岐，值得继续探讨。

二、公募基金持仓的影响因素

近年来，随着公募基金的不断发展壮大，其持仓特点也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研究。

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看法，基金经理倾向于根据基本面来选择持有的股票，整体上会选择持有业绩表现稳健、高成长潜力、低波动性的股票。

杨德群等（2004）[4]利用基金年报披露的持仓数据与次年对应个股的财务指标進行回归，发现股票次年的每股盈余与当年度基金持仓比例显著正相关。

肖星和王琨（2005）[5]通过分析基金投资组合数据，发现基金所持有的上市公司在多项财务业绩指标和公司治理指标上均显著优于其他公司;同时基金在选择对业绩和治理结构良好的公司进行投资的同时，也起到了促进公司业绩改善的作用。

除了关注到公开的上市公司基本面信息对公募基金的持仓影响之外，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向公募基金所独有的信息来源。唐棠等（2020）[6]提到，由于基金家族采用共享投研团队的治理结构，使得家族内部容易形成对行业的一致观点，而行业配置也是基金家族投资决策的优先决策项与长期资产配置的核心内容。

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多隐秘渠道的信息来源也进入学术圈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