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土木系红色工程师们的1958.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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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土木系“红色工程师”们的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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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南翔提出清华要成为“红色工程师摇篮”后，他们是完整完成五年制学业的第一批清华毕业生，他们中的大部分留在了工程师的位置上。清华由此成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

特约撰稿凡歌

“桂治轮，留校；夏之熙；留校；吴立信，留校；段传极；留校；沈玉芝；不清楚；周之骥，不清楚；胥怀尧，不清楚……”

钱锡康盯着手中的清华大学“1958年毕业生奖励名单”，他很快在第二排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当年毕业后钱锡康留系任教，此后工作岗位虽几经变化，唯一不变的是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清华。

把土木系当年获奖的27个名字——对了下，钱锡康发现有三分之一的人已经完全失去联系，这位现仍在清华校友会工作的清华人扶了扶眼镜，说：“我们这一届学生，大都实现了自己的毕业诺言。”

■方向

春天来了，乍暖还寒。

“你们看，马（约翰）老今年已经76岁了，还是面红身健。我们每个同学要争取毕业后工作五十年。”1957年11月29日晚上，时任清华校长的蒋南翔在清华大学礼堂的阶梯教室里说出了此后将影响清华几代人的这句名言。

44岁的蒋南翔中等身材，圆胖脸，眯缝眼，戴着金丝眼镜，在开口讲话之前总是不苟言笑，一旦开始讲话则是热情洋溢，其演讲的现场感染力极强。他惯常穿着—件藏青的旧中山服，一条灰色的涤卡裤子，戴一副黑白边的眼镜，蹬一双蓝色高帮回力牌球鞋。他眯着眼睛，穿行在校园里的样子，让钱锡康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清华校园里有三景，—个是穿着蓝布中山装的蒋南翔，—个是穿着运动短裤活跃在操场的马约翰，还有—个是穿着西装走路笔挺的钱伟长。手舞足蹈地教学生们练好身体的马约翰几乎成为清华园的体育图腾，而校长蒋南翔与副校长钱伟长之间的冲突，却更深远地影响了清华后来的学风与校风。

直到80岁的时候，钱伟长在回忆自己的过往时，仍然对这一段历史念念不忘，他说：“我主张大学教育应以打好基础、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为主，工科的学生要有理科基础；大学专业不应分得过细。我认为工程师必然是在长期建设工作的实践中锻炼成长的，不可能在大学的‘摇篮’里培育出来。”

而培养“红色工程师”正是蒋南翔的得意之笔，他当年执掌清华，向中共中央报告的第—个想法就是：“现在清华大学必须解决的—个最根本性的问题，我认为就是要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取得大批地培养具有高度技术水平和政治质量的新工程师的实际经验。”当时清华大学最令青年学生们心动的也正是“美丽清华园，红色工程师”的口号。

这一场教育理念之争，由校园扩大到社会，由教育扩大到政治，是清华大学在1949年之后改造最为激烈的顶点，就此扭转了清华之前的传统与风格，其影响延续至了今日。

这一年，清华大学共有571人被划“右派”，其中教职员222人，学生349人，约占学生总数的5%。尽管对钱伟长毫不留情，但是对学生“右派”，蒋南翔却有护犊之举。在《蒋南翔传》里记载，当时清华最初的方案是全部“右派”学生都要开除出校。但当听到上海有政策可以考虑让—部分“右派”学生继续留校学习，他立即向中央建议，允许—部分“右派”学生留校学习。

“母亲打了自己的孩子，自己也是心疼的，我们还是‘望子成龙一’他说。他后来果然说到做到，这些“右派”学生竟然全部得以分配工作。不过，他私下则对一些学生说：“业务方面我不担心，我担心的是你们会在政治上跌跤。”从1958年后，校长蒋南翔的讲话中向清华的学生们提到了两个关键词：“听话”“出活”。他对毕业生们说：“你们要在这个社会上立足有两条，第一，要听话；第二，要能出活儿。做到‘听话出活’。”

清华的毕业生，此后鲜明地打上了这个“烙印”。

■烙印

春天来了，在清华园里弥漫着一种狂热的气息。

在清华大学副校长刘仙洲的带动下，全校教授贴出大字报一万三千多张，平均每人贴近一百四十张。

反保守、反浪费的“双反运动”是1958年春天清华最为热闹的事情，当时的—篇报道称“化学教研室主任张子高老教授，一上台就提出了跃进的关键，他说：“在新形势下，知识分子要大跃进，必须来个思想大改造。”机械制造系主任李酋山教授以“立即行动”为誓言，代表全系师生员工向化学教研室和其他单位提出挑战。提出“无保留地改造自己，无保留地帮助别人”，宣布他们全系到中午要贴出12万张大字报。学生会主席谭浩强用“坚决响应党的号召、马上动手、不说空话、说干就干、保证完成100万张大字报”表达了全体同学的澎湃的热情。

文章描述称：“会后，不多—会，整个清华园已变成一个大字报的海洋。”“4月1日，刘仙洲带领十四名教授，向全校教师提出了“进行红专规划”（包括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立场、培养又红又专建设干部等五项内容）倡议。他依然是楷模与旗帜。”曾昭奋在《清华园随笔》里记录道。

一年之前钱伟长的反对声音此刻已然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