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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聊斋》研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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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崇琛

说来很有意思，我最初接触《聊斋》，竟是从地屋中开始的。

我的故乡在山东诸城农村。记得我小的时候，每当秋收完毕、冬季将要来临之际，村中便开始建造地屋。这种半在地上、半在地下，长约十来米，宽约三、四米的地屋，在朝南的方向还辟有若干小窗，地上又铺满了麦秸，所以里面不但十分暖和，而且光线也很明亮。地屋的正中还有一个斜开的门，上面覆以芦席，人们即从那里出入。忙完秋收的人们便在这地屋中从事着他们唯一的副业——打草鞋。在我们那里，几乎每个男人都会打草鞋。他们打出的草鞋，每到逢集，便拿到镇上去卖。记得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初，一双草鞋能卖二、三角钱，而一个人一集间可打出十来双，这样，五天内便有二、三元的收入了。

打草鞋虽是单干，但由于都集中在一起，所以也算是集体劳动了。当时一个地屋往往可以同时容纳二、三十人在其中操作。大家一边忙着手中的活计，一边说说笑笑，倒也不感寂寞。还有那些卖花生的，卖麻糖的，卖各种小吃的，赶完集后也常常来到地屋中，一边继续做着生意，一边说着集市上的见闻，更令地屋内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到了晚上，也有一些路过此地的外乡人到地屋里借宿，并讲述着许多闻所未闻的故事。这样一来，地屋简直成了乡间的公共场所和“信息中心”了。

地屋更是我童年时代最喜欢去的地方。尤其在冬日的夜晚，几乎一撂下饭碗，便不由自主地钻进地屋。我躺在绵软的地铺上，看着大人们在一盏盏的豆油灯下打着草鞋，听着他们以及若干外乡人所讲的许多有趣的故事，有时还吃着父亲花一角钱买来的一帽子花生，真是惬意极了，自谓人生最美的享受不过如此。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在地屋中所听到的许多故事都与《聊斋》有关。像距我家只有几十里的五莲山光明寺和尚的故事，就是大人们常常话及的。如说寺里有一口大锅，做一次饭便足够五百个和尚吃的；说大和尚们凭借势力常与周围村庄的妇女相通，所以当地一直流传着“五莲山的和尚，大榆林的婆娘”的谣谚。还说清初丁野鹤（耀亢）被官府缉拿，最初也是躲在寺院里充作烧饭僧以避祸的，只是因为他为寺院大门撰写的一副对联而泄露了秘密。我至今还记得人们所说的那副对联是：“风生禾下虫飞走，马到芦边草不生。”上联隐一个“秃”字，下联隐一个“驴”字。官府说这很像丁野鹤的文笔，于是再次搜查，果然将他从厨房里抓走。后来读了《聊斋》发现，乡人们传说的五莲山僧的那些故事，竟与《聊斋志异·金和尚》所记基本一致。

还有对诸城望族刘家的发迹与丘家败迹的传说，也与《聊斋》故事大同小异。如谓刘统勋的祖先刘小初迁逄戈庄时，先为逄姓大户作佣工，当他看到南方蛮子将鸡蛋埋于村南泽地，翌日竟有小鸡孵出时，遂请于主人，待其父死后埋葬于此，后刘家果然数代显宦。此与《聊斋志异·阳武侯》记薛家岛薛禄事便极相似，只不过将鸡卵生鸡变为“蛇兔斗草菜中”了。诸城丘家的丘志充遭狐报事，我也曾在地屋中听说过，其情节与《聊斋志异·遵化署狐》差不多。并说丘志充“罹难”后，他的两个儿子求身代不可，遂赤足扶榇归里，至被乡中目为孝子。至于狐精、鳖精以及鬼、妖的故事，在地屋中更是常常听到，有的甚至还指明了地点，往往就在我们村周围。我至今还记得一位卖饼人所讲的一个女鬼向他买饼的故事，听后令我毛骨悚然，都不敢夜间出门了。但越是害怕，便越是喜欢听。这样的经历一直持续到上世纪的1956年。此后合作化了，副业没人搞了，地屋也就不再建了。而我也为了求学，从小村到乡镇，再到县城，最后负笈南游沪上，步步远离了故乡。

时至今日，时间虽已过去了六十多年，但当年人们在地屋中所说的那些故事的镜头，还时时浮现眼前。后来读了点书又知道，故乡这种谈奇说异的风气，其实是由来已久的。远的不说，单从清初以来，诸城文人们就有此种好尚了，连乾隆《诸城县志》（卷四十三）都说“县人丁耀亢、李澄中者，殊好传异事”。丁耀亢在其《出劫纪略·山鬼谈》中说曾与仙人张青霞有交往，仙人居于诸城南山石崖中，一般人见不到，唯丁氏及其山友王钟仙能与之一同饮酒并联诗，最后仙人还为丁氏指示其“出劫”途径。李澄中不但在其《三生传》及《自为墓志銘》中有“异香出室”的神奇记载，还在其《艮斋笔记》中大量汇集了有关诸城的奇异故事。至于我的十一世叔祖石民公（讳侗），除了与崂山道士交往密切及屡称于卧象山中遇龙事外，即围绕其自身的传说亦颇离奇，乡人至谓其有半仙之体（淄川一带亦谓蒲松龄有半仙之体），能于月夜跨长凳往来于放鹤园与石屋山间。光绪《诸城县志》（文苑）还说诸城有一位诸生隋驭远，“所著《笔记》酷似蒲松龄《聊斋志异》”，惜其著作未能流传于世。再联系到先秦的“谈天衍”、“雕龙奭”、卢敖、徐福，以迄汉之东方朔，唐之段成式，宋之周密诸人，则齐鲁一带谈奇说异的风气可谓绵延不绝。而此种文化氛围不但孕育出了若干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同时也成为《聊斋》成书的地域文化背景了。

而且，就连我自己，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