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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共生理论的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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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海峰祁吟墨

摘要：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不仅是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新期待、丰富优质文旅产品供给的重要路径，也是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激活文化和旅游资源潜能、不断催生文旅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共生理论框架，阐释了文化和旅游融合共生的条件、单位、界面、模式和环境，分析了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机理，然后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为例，阐述了其在融合发展中的现状与问题，并就此提出了增强共生单元能量、优化共生环境、构建一体化互惠共生模式、拓展共生领域等发展策略。

关键词：共生理论;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大运河文化带

：G112：A：1009-3060（2020）01-0040-09

一、引言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和旅游相互渗透、融合共生已经成为客观发展趋势。通过发挥文化资源优势、提升旅游品位、丰富旅游业态、拓展旅游空间，可提升当前旅游魅力;通过发挥旅游产业化、市场化优势，丰富文化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方式、供给渠道和供给类型，可不断提升文化发展的活力。特别是自2018年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组建以及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管理机构职能整合以来，融合发展的行政壁垒逐渐被打破，文化和旅游融合进程不断提质增速。

大运河是中国古代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是一条流动的、活着的世界级人类文化遗产。沿线的水工遗存、运河故道、古城古镇等物质文化遗产超过1200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450余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54座，5A级景区93家，4A级景区1200多家，沿线8省市文化产业年增加值占全国比重超过50%，旅游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可以说，大运河沿线是我国文化和旅游业发展的战略脊梁带，推动其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发展具有重大的示范意义与战略价值。基于此，本文以共生理论为研究视角，以促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为研究主题，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为实证研究对象，梳理了其融合发展的现状与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建议，以期为更多区域的融合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

二、共生理论及相关应用研究

1.共生理论概念、内涵与机理

“共生”（Symbiosis）一词来源于希腊语，原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最早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AtondeBray）在1879年提出，具体指“不同种属的生物按照某种物质联系有机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在共同生活中彼此均获得利益但彼此不能分开生存”。我国学者袁纯清于1998年在《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一书中首次引入共生理论，并运用共生理论对我国小型经济问题进行了分析。其认为：共生不仅是一种生物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共生不仅是一种自然状态，也是一种可塑状态;共生不仅是一种生物识别机制，也是一种社会科学方法。

共生理论聚焦共生单元（U）、共生模式（M）和共生环境（E）这三大基本要素（见图1），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共生系统。其中，共生单元是共生关系中能量生产和交换的基本物质单位。共生模式也即共生关系，指共生单元相互作用或结合的方式，按照行为方式可划分为寄生、偏利共生、非对称互惠共生和对称互惠共生四种模式;按照组织程度可划分为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四种模式。共生环境是共生关系得以存在的外在条件，是除了共生单元以外的所有因素的总和，依据影响效果划分分为正向环境、中性环境和反向环境。此外，将共生单元进行信息交换、能量传输的媒介和通道称为共生界面。从发展目标来看，共同进化、共同发展、共同适应是共生的本质，共生理论倡导的是构建一种彼此作用、互惠共存、稳定正向的共生模式。

2.国内相关领域的应用研究

共生理论不仅在生物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并得到深化，而且在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和交叉融合，也被逐渐运用于建筑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其中在区域经济合作及产业协同发展领域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旅游业作为一个综合性极强的产业，涉及多个环节和利益相关者，因此，作为研究主体之间关系的共生理论被应用于旅游学研究是一种历史必然。从研究内容上看，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区域旅游合作方面，钟俊（2001）创造性地对旅游共生的含义、特质、表现形式和措施作出论述，开启了国内关于旅游共生研究之先河。之后，学者们如吴泓、顾朝林（2004），朱德亮、张瑾（2009），陈玉涛（2011），陆相林等（2016）主要针对某一特定区域展开实证研究，并就结合实际提出该区域的旅游合作共生模式。第二，在利益相关者方面，纪金雄（2009）首先运用共生理论分析了生态旅游的核心利益相关者，提出应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和生态旅游一体化机制来保证生态旅游的最佳可持续发展状态。近年来，共生理论在文化遗产地、古村落保护与旅游开发中的应用研究也不断深化。第三，在旅游与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