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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军队建设的实践探索与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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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惠琴

古田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建军史和建党史上具有及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古田会议形成的会议决议不仅确立了红军的建军原则，奠定了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坚实基础，而且也是我党建设的组织性文件，是中国共产党建设人民军队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古田会议召开前，中央对如何开展人民军队建设做了一些探索，并积极指导包括红四军在内的全国红军的建设，红四军更是将中央指导与自身实际相结合，积极开展军队建设的实践探索，并在革命斗争中找寻到了军队建设和发展的方向。因此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是中央有力指导和红四军自身积极探索的必然结果。

一、我党对人民军队建设的实践探索

建立一支什么样的人民军队，是土地革命初期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我党对于人民军队建设的早期探索经历了一个由参与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军到独立领导红军的过程。军队党的领导、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如何处理军队中党的领导、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的关系都是探索的主要内容。我党早期开展军事工作的基本历史脉络如下：

1．大革命时期参与国共合作的军事工作，积累最初的经验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又处于军阀混战环境，个别党员入党前参过军（如毛泽东、朱德、贺龙、彭德怀等），可以说对军队重要性都有着亲身体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也明确指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李大钊等很早就运用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分析中国状况，但直到大革命中后期，中央才开始思考军事工作的组织和领导，并作出了一些决定。1925年10月，中央扩大会议提出设立军事运动委员会。1926年2月的中央特别会议指出中央应建立一强有力的军委。7月，中央扩大执委会通过《军事工作决议案》，明确军事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9月24日，中央发出的《关于军事组织系统及其与党的关系的新规定》对党如何领导开展军事工作作了规定。但共产党的军事探索主要是理论层面上的，真正开展军事工作开始于国共合作后黄埔军校建设和北伐，并且主要是以国民党党员身份去参与国民革命军的军事政治工作或者做军阀部队的兵运工作，并没有以共产党的名义直接领导过一支军队。

另外，我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些活动也是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进行，此时共产国际认为我党的力量还很弱小，所以虽然强调军事武装工农的重要性，但对我党的指示也只是要求推动国民党大力开展工农运动，以支持国民党左派的军队，而没主张共产党建立自己的军队。

2．大革命失败后武装工农，开始建立我党领导下的军队

随着蒋介石、汪精卫等相继叛变革命，中共中央认识到形势的严峻，开始采取积极的军事措施。1927年7月29日，中共中央提出“造成真正人民的军队”，南昌起义开始独立领导武装革命斗争和建设人民军队的实践。“八七”会议提出“要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8月21日中共中央强调建立工农革命军，要有极广泛的政治工作及党代表制度，在秋收起义中我党正式举起了自己的红旗。

我党还注意及时总结武装起义的军事斗争经验。如192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在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时强调加强党对军队的指导。1928年1月，在总结《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时指出：“广州起义对军队建设的探索有成立红军，主要由工人和农民组成；实行志愿兵制，集体供给制；实行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纪律，开展政治宣传工作，让士兵都知道他为着什么而作战；做俘虏的政治工作，使俘虏参加赤军为革命而战等。”

这段时间，除三大起义外，我党组织领导了全国各地的武装起义以及在国民党军中积极开展兵变发动起义，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如朱德、陈毅领导湘南起义，刘志丹等领导渭华起义，习仲勋等组织领导的两当兵变等等。

1928年，中共六大规定军队建设上最大限度发展正式的工农革命军——红军，强调红军的组织和训练、工农成份，并制定了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把“改善士兵生活，给土地与工作”作为十大政纲之一。

当然，在人民军队建设初期，由于中共通信不畅，消息闭塞，再加上斗争环境恶劣，以及军事斗争经验的不足，因而也曾发生在指导红军特别是红四军进行武装革命斗争时路线和方向上的偏差，从而导致红四军在革命和建设中的曲折和坎坷。

二、中共中央对红四军建设给予的正确指导，是古田会议召开的重要原因

虽然，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在军事斗争和革命建设的指导有脱离实际情况的偏差，但正确而强有力的指导占据绝对主要作用。其表现为：

1．及时确定7朱毛红军的组织制度、政治I作、领导班子

在了解到湘鄂赣三省暴动的情况后，1928年3月10日，中共中央致湘鄂赣三省省委信中，对工农革命军作了一些机构、制度规定，并在得知朱、毛会师后，对于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