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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清中国古典文学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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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媚

摘要：在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浦江清是一位并不为太多人所知的重量级学者。举凡文学史研究、中国诗研究、中国小说戏曲研究、文史考证等方面，浦江清皆留下诸多力作。然而因其早逝，学界一直关注无多。本文在梳理其一生学思历程的基础上，从文学史观、诗歌观，分析论述其文学思想，掘发其中隐含的学术经验、思想方法及研究价值。

关键词：中国古典文学;浦江清;思想研究

一、文白并重：浦江清的文学史观

胡适文学史观以白话文学的演进为中国文学史的中心，认为中国文学史的进化就是文言进化成白话，极大贬低了文言文学的地位，浦江清否定这一偏颇的进化论观念。胡适把白话文学史看做中国文学史的核心，而且将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视作白话文学战胜、超越文言文学的进化史，这与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史观相悖。王国维欲破除雅俗之辨，提高词曲之地位，便有词代诗、曲代词的蜕变之说，不过统论历代文学，仍持古今有相同价值之论，无高低贵贱之分。而胡适为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巩固文学革命的成果，不惜过分贬低文言文学的地位，借此倡导白话文学史观，将白话文学推至中国文学的至尊地位。于是，浦江清才会发出“创文学革命之论，变天下之文章而尽为白话者，胡氏也，非先生也”的感慨，批判胡氏思想之激进。浦江清认为，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来看，并不是文言进化成白话的极端过程，白话的兴盛并不意味着文言的衰落，两者是并行不悖的。他在《中国文学史稿》中直接指出胡适这一观念的错误：胡适有不正确的文学史观，认为中国文学史的进化是文言进化成白话，所以唐人传奇以后，宋元话本小说产生，文言小说便趋向没落了，戏剧到李渔时代已经重视宾白，有话剧化的趋势。这种看法是完全形式主义的。李渔以后有《长生殿》《桃花扇》，歌剧还有伟大的作品，并未趋向话剧。而“三言”“两拍”以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极为通行，文言笔记小说并未没落。

在胡适看来，中国文学史的进化是文言文学进化成白话文学，而从白话文学发达之后，文言文学就彻底没落了，这与现代学者“唐后无诗”等文学观念无根本区别，均受到五四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学、平民文学之影响，而浦江清能在时代思潮中保持自己的客观态度，非常难得。他认为，白话小说、戏曲兴盛时期，文言文学并未没落，仍有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涌现。况且，从语言演变的角度去理解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并非如胡适所说，白话是中国文学史的正宗，反之，浦江清更推崇文言，认为文学语言的文言化是必然趋势，但同时又不贬低白话的价值，十分公允。

1932年，浦江清和朱自清谈论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时提道：“中国文开始即与语离。中国文学当以文言为正宗。”又于《词的讲解》中直接赞美“文言”这一文学表现工具，认为它是“意象文字的神妙的运用”、“超越时空的语言”、“理想的语言”。浦江清将文言视作中国文学的正宗，这与胡适极端推崇白话显然是背道而驰的。而且，“历代的文人即用文言來表情达意，同时，真实的语言或方言，从秦汉到唐代一千多年，始终没有文人去陶冶琢磨，不曾正式采用作为文学的工具，所以停留在低劣和粗糙的状态里，不足作为高度的表情达意的工具的。”

二、“诗即韵文”：浦江清的诗学观

20世纪初，西学东渐，西方文学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学产生了巨大冲击，“文学上的名词的意义随着时代的推移和文学的演化或发展而改变。现代中国文学正在欧化的过程中，新旧共同的名词，老的意义渐渐被人遗忘，而新的定义将成为定论。所谓新的定义实际上是从西洋文学里采取得来的。”在这样一个过渡的时代里，文史学家论中国古典文学，不免有中西、新旧等不同的标准，浦江清也不例外，他习惯于中国文化的比较，将中国文学纳入世界文学的系统中加以考察：

名为“诗史”，何以叙述到词和曲呢？原来陆、冯两先生所用的这个“诗”字，显然不是个中国字，而是西洋Poetry这一个字的对译。我们中国有“诗”、“赋”、“词”、“曲”那些不同的玩意儿，而在西洋却囫囵地只有Poetry一个字……无意识地，我们便扩大了“诗”的概念。所以渗透了印度欧罗巴系思想的现代学者，就是讨论中国的文学，觉得非把“诗”、“赋”、“词”、“曲”一起都打通了，不很舒服。

浦江清把中西之间“诗”这一概念的差异提了出来。中国文学中所谓的“诗”是狭义的，仅指韵律文的一部分，不包括骚、赋、词、曲等，而把它们从诗中单独分离出来，有自己独特的名称。但是，受过西方文学思想影响的现代学包括浦江清在内，无意识地会扩大“诗”的概念，用西洋poetry的诗歌范围来讨论中国文学，那么诗、赋、词、曲都须涵盖进去，这便是广义的“诗”。而界定“诗”之范围的标准何在？浦江清从诗歌的音乐性这一角度出发，认为“诗即韵文”。

根据这一定义，在浦江清看来，“诗歌是一种音乐文学”，诗歌的发展和音乐有密切的关系：每个诗体的发展必然经过三个阶段：一、民歌;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