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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碰撞中传统学术方法的变迁与学术研究体系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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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杰文

摘?要：中国传统学术方法以经学方法为主体，历经千余年演变而独具特色。自19世纪中后期起，传统学术方法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开始发生变革。学术界出现了以梁启超、胡适为代表的中西学术方法并用的“结合派”，以王国维、陈垣为代表的改良传统学术方法的“变新派”，以陈寅恪、饶宗颐为代表的发展传统学术方法的“传统派”等不同流派。前辈学者的学术实践为认识中国传统学术特点和重构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体系提供了宝贵经验。产生于东方文化环境中的中国古典学术具有迥异于西方学术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法，因此在重构当代中国古典学术研究体系的过程中应从东方学术特点出发，以整理、会通古代典籍为基础，将中西学术方法结合起来进行义理研究，重构具有“东方本位”的学术方法体系。

关键词：学术方法;西学东渐;东方学术体系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0.05.07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现代学术方法、学术理论大量涌入中国学术界并被运用到中国古典学术的研究中去。西学方法与理论在为中国古典学术研究提供新视角、开拓新领域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其产生的文化土壤与中国文化迥异，故在运用西学方法、理论研究中国古典学术的过程中难免产生“方枘圆凿”或“削足适履”的现象。近年来，中国学术“本土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在此过程中，回顾中国传统学术方法的发展历程及在近代面对西学方法冲击时的反应，不仅可以为中国当代古典学术研究提供有益借鉴，而且有助于在西学体系之外构建独具特色的东方学术体系。

一

中国古典学术以儒家经学为主体，经学研究方法的产生则始自孔子。孔子早年继承“官学”系统中“信而好古”的学术理念和“述而不作”的学术方法;晚年由于社会政治思想的变化，改为“信古为今”的学术态度和“改作言教”的学术方法。

西汉起，经学方法经历了五种历史形态：在继承孔子晚年“改作言教”学术方法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西汉今文经学家整理和研究经典的“微言大义”方法，在继承孔子早年“述而不作”学术方法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两汉古文经学家整理和研究经典的“章句训诂”方法。

延至南北朝，南、北学者各持己见，经义注疏混乱，“南北之学”矛盾不解。唐代“大一统”局面下，南北纷争的学术亟需统一，故唐太宗“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①。此外，贾公彦撰有《周礼疏》《仪礼疏》，徐彦撰有《春秋公羊传疏》，杨士勋撰有《春秋穀梁传疏》。它们与《五经正义》合称“九经义疏”。“九经义疏”等注经成就使得“书证式”的注疏之学发展到顶峰，后人难以超越;而释、老二学泛滥所形成的对儒学的强力冲击又使得以捍卫中华文化命运为己任的知识士子倡起“毁佛”之风。于是，在这种固守中华学术本位的新历史文化背景下，唐代宗（762-779年）前后出现了与“笃守古义”“各承师傅”的经学传统颇异其趣的两大学术倾向：“舍传求经”与发挥诸经义理。这种学术倾向成为宋代经学的先声。

宋代经学典籍整理和经学研究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对自汉以来章句训诂之学的对立和发展。汉唐以来大量陈陈相因的传笺与疏解，使得经学难以适应现实需要，使得怀疑旧注、重新探求经文原义的宋学应运而生。宋学破旧注、发新说、重义理，具有大胆怀疑精神，取得诸多成就，但其进一步发展，由改经注发展到径改经文，如王柏著《诗疑》而删《诗经》“淫奔诗”30余首、蔡沈作《书经集传》臆改《尚书》等，这实际上是今文经学家的治学传统;加之陆九渊宣扬“六经注我”，有点全部推倒儒经注疏甚至经文的味道，因而使得今文经学方法逐渐被学界舍弃，遂有清代乾嘉考据学的兴起。

清代学者对宋学的增字解经、妄为“叶音”甚至径改经文等解经方法不满，故重倡汉学，复用举例为证的古文经学方法并加以发挥，引用众多的古书实例，来证明字义、注释音读、校理错字错简，从而推求经典义理，被称为“书证求义”的朴学方法。这种书证方式中融涵的扎实考证精神，为后人注书立下了一种可靠范式，但由于清儒注书过分单一地使用书证归纳法，而不知运用其他方法，故亦有让人诟病之处。因此，传统学术方法的改革迫在眉睫。

传统学术方法改革的内在需求，与19世纪中期以来“西学东渐”之风带来的西学方法碰撞融合，导致了近現代学术史上学术方法的变迁。乾隆盛世后，清王朝急剧衰落，内政腐败，外侮入侵。历来以“担道义”为己任的知识士子，忧心如焚，寻求救治良策。于是，改革朝政的呼声高涨起来。政治风气变革与文化学术风气的变化相表里，鸦片战争前后出现了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代表的学习西方科技的主张，“西学东渐”的文化劲风开始在中国疾吹。

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西学及学术研究方法渐次介绍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