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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会城市在经济发展中被空间选优的经验事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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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研究全国27个省级行政区的相关情况，发现省会城市在经济表现、发展规划以及政治配置等方面表现出优于非省会的城市的情况。文章给出了三种证据，在经济表现部分主要使用单位面积下经济量作为比较指标，在发展规划部分总结了梳理了最近三次的各省（区）规划纲要，总结提及各城市的次数，发现在各省（区）内省会城市被提及的次数最多，最后本文考虑了省会城市与非省会城市的政治配置状况，即城市和主政官员的级别，这也反映出省会城市的优越性。

关键词：空间选优；规划纲要；资源配置

：F831文献识别码：A：1001-828X（2018）004-000-02

一、引言

省会城市相对于本省非省会城市有一定的特殊性，同时全国不同的省会城市之间又有一点的共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本文主要研究这个问题。民间有打趣的说法，把四川省叫做“成都省”，把湖北省叫做“武汉省”，给人初步的印象就是这些省份的省会城市在本省的经济总量上占据重要位置，同时也占据了大量资源，要不然不会被本省非省会城市的人打趣又讽刺地叫做“成都省”、“武汉省”。简单分析2015年各省区的经济总量数据，除去4个直辖市和港澳台，发现27个省区中有21个省区存在省会城市一枝独秀的情况，最严重的情况下，四川成都的经济总量是排名第二绵阳的6.35倍，湖北武汉的经济总量是排名第二宜昌的3.22倍，安徽合肥的经济总量是排名第二芜湖的2.26倍，广东的广州是深圳的1.03倍，只有河北、内蒙古、辽宁、江苏、福建、山东例外，这6个省区的省会城市在本省区内排名第二或第三（济南在山东第三，烟台第二；呼和浩特在内蒙古第三，包头第二），排名第一的分别是唐山、鄂尔多斯、大连、苏州、泉州、青岛。以上6个例外城市中，唐山有重工业和资源优势、鄂尔多斯有资源优势、大连有沿海优势、苏州有工业优势、泉州有产业和沿海优势、青岛有历史和沿海优势。

本文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省会城市在经济发展中被空间选优了，也就是中央或省级政府在制定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时偏向了省会城市，这有很多表现形式，包括直接的规划纲要较多地支持省会城市，或者各类国有企业较多地集中于省会城市，当然也包括私人部门（企业或劳动力）偏向省会城市。这种政府层面和私人层面选择区位或者空间的行为，我称之为空间选优，为什么会选择省会城市？因为省会城市相对非省会城市有诸多比较优势，包括历史、政治、教育、医疗、交通等各个方面。实际上，对空间要素和经济发展的研究由来已久。学界往往认为可以追溯到1826年杜能的开创性研究（何雄浪，郑长德，2013；付晓东，2013；孙久文，2015），杜能把空间要素纳入到完全竞争分析框架，研究均质空间中城市周围的农业区位问题。杜能（1826）比较比较系统地提出区位理论之后，又有聚集经济理论（马歇尔，1890）、空间竞争理论（霍特林，1929）、结构主义理论（缪尔达尔，1970）、现代城市经济学（阿朗索，1964）、城市偏向论（利普顿，1976）、资本空间理论（哈维，1982）、新经济地理学（克鲁格曼，1991）、新新经济地理学（奥塔维亞诺，2011）等都涉及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国内直接聚焦省会城市的文献不多，俞勇军和陆玉麒（2005）利用GIS软件，计算出我国各省区经济重心、人口重心、几何重心，并根据这些重心与省会城市位置间的关系，对我国各省最高级中心城市的组合类型进，认为我国目前部分省区省会城市的布局不合理，以及部分省区的形状过于不规则阻碍了省会城市对全省的经济组织作用。王美霞和樊秀峰等（2013）对中国30个省会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变化及收敛性进行了分析，发现1995-2009年，省会城市生产性服务业TFP呈快速增长趋势，且其增速明显高于全国以及31个省市区的平均水平，技术进步水平的提高是其主要原因，技术效率则出现少许负增长，说明产业粗放型特征仍然明显；TFP增长虽存在显著区域差异，但呈现收敛趋势，且部分城市已显现明显的“追赶效应”。何宜庆和廖文强等（2014）构建了中部六省省会城市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了耦合度函数与耦合匹配度函数，并划分出耦合系统匹配度类型。并对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实证分析。曾冰和郑建锋等（2016）研究认为当某省对外省的地方保护程度越深，该省省会城市发展的集聚力越大于分散力，从而导致省会城市过大过快发展，并进一步拉大了该省地区间经济差距。反之，当该省加强同外省的合作来往，省会城市发展会受到一定抑制，并促进了省内其他地区的发展。江艇、孙鲲鹏和聂辉华（2017）在一个专题讲座上指出，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平均水平越高，且行政级别和价格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