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贫困时代群团组织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贫困治理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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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贫困时代”群团组织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贫困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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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0“后贫困时代”，中国贫困治理关注点将逐步从治理“绝对贫困”向治理“相对贫困”转移，治理局势更为复杂。在此阶段，发展中国家必须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贫困治理，而我国群团组织的双重属性能够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国家贫困治理战略，通过加强群团自身的组织建设和枢纽作用建设，辅助政府吸纳社会力量参与贫困治理。

关键词：后贫困时代;群团组织;贫困治理

贫困治理是一个世界性和历史性的难题，中国致力于2020年打赢一场规模宏大的脱贫攻坚战。按照现有标准在“2020”这个时间节点，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日可待。但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并不意味着我国贫困治理工作的终结，2020年之后也不意味着我国贫困现象的终结。贫困问题始终是一个国家必须长期面对的难题，并且2020年之后我们的贫困治理将面临新的局势变化。

一、2020“后贫困时代”贫困治理新局势

1.治理主体从一元到多元

我国的贫困治理是政府主导、市场和社会共同参与的格局，但这个格局中单一力量发挥作用较多，多元协同发挥作用较少。1978改革开放，市场发挥了主牵引力，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增加了就业，为大规模的减贫提供了强劲动力。但金融危机爆发后，市场带动减贫的牵引力逐渐减弱。此时，政府填补了市场疲软的空缺，发挥了主牵引力。2015年，中央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确保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1]为此，中央和各地方政府通过整体推进、全方位铺陈，投入前所未有的行政资源开展脱贫攻坚，保障了贫困治理的权威和效率，短期内成效显著。

这样的单一力量模式受我国国情影响，也有利于处于发展中的中国集中力量治理绝对贫困。但是2020年之后，随着长期困扰中国农村的原发性绝对贫困的消失，农村贫困将会进入一个以转型性的次生贫困和相对贫困为特点的新阶段。[2]贫困问题也不仅仅只是政治、经济的问题，还是一个涉及社会、人文、生态环境的综合性问题。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发力，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建立起一个多元、长效的贫困治理格局。

2.治理对象从“绝对贫困群体”到“相对贫困群体”

相对贫困问题，主要是指社会中因分配和再分配的不均衡，导致一定比例的人群始终维持在相对社会其他部分收入要低的状态。[3]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必然存在收入水平低于社会平均收入的群体，只是发展中国家绝对贫困人口比例较多，所以贫困治理对象和贫困标准大多瞄准绝对贫困人群。但是随着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的不断提升，贫困治理对象会逐步从绝对贫困人群向相对贫困人群转移。我国相对贫困群体包括从绝对贫困人群转化过来的群体和新增群体。

转化群体是指在绝对贫困治理阶段已经脱贫但收入水平不高，在相对贫困治理阶段，由于贫困标准的提高，又成为相对贫困群体。一是兜底群体，他们缺乏自主脱贫能力，依靠政府兜底实现“两不愁、三保障”。这类群体在相对贫困阶段也只能繼续依靠政府兜底。二是虽脱贫但抗贫困风险能力较弱的群体。这类群体虽然通过努力脱离绝对贫困，但还离不开扶贫政策，容易因老、学、病、灾等原因“返贫”。三是“安于现状”“得过且过”，不愿“摘帽”群体。如果不能在绝对贫困阶段激发其内生动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脱贫能力的流失，必然会长久的滞留在贫困圈中。

新增群体是指非绝对贫困人群，但生活水平也没有高出多少的人。一是潜在贫困群体。这类群体在以往更容易被忽视，他们处于扶贫政策的边缘，抵御贫困风险的能力同样脆弱，并且受到的关注较少。比如城市低收入人群，他们的生活成本远远高于农村，一旦失业将难以维持生计。比如“留守妇女”，由于长期留守在家思想和能力都与社会发展脱节，经济上依附于外出务工的男性，一旦离婚很容易陷入贫困。二是代际贫困群体。由于家庭因素，他们缺乏教育、社会、人际等资源，独立生活后收入不高并且还要负担原生家庭，生活很难达到社会平均水平。并且这类群体以往受到政策帮助较少，容易产生心理波动。比如易地搬迁地原住民，搬迁集中点的条件往往优于本地原住民的生活点，原住民容易产生失落感，这也一定程度上造成搬迁移民融入困难。

3.贫困标准从“绝对贫困标准”到“相对贫困标准”

2020年前，我国贫困标准主要是根据收入、消费、基本生活状态等生存需要来制定的，比如“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这个标准是贫困标准和低收入标准的结合，可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适时进行调整，以保障贫困人口在维持生存的基础上还能兼顾部分发展。但是这样的标准只适用于绝对贫困而不适用于相对贫困。因为绝对贫困主要是温饱意义上的贫困，可以通过测定每人每日最低营养需求，结合消费价格指数等相关因素，从货币维度来确定一个绝对值。而相对贫困不仅反映在绝对收入上还反映在相对收入上;不仅反映在社会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