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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背景下社会不良情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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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宁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得到极大提高的同时，随之而来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例如经济分配不平均，导致社会上一些不良情绪产生并蔓延。本文首先对不良情绪的研究做了回顾，其次将这些不良情绪的发生机制结合当前社会背景进行分析，以期阐明不良情绪是如何在当前社会蔓延的。

关键词：经济分配不均;不良情绪;不公平感

一、引言

自我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与过去相比，我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81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基尼系数只有0.288，到了2017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67，反观主要发达国家，其基尼系数通常都在0.24到0.36之间。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收入差距对社会发展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消极影响。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可以刺激落后者的进取心，在社会中形成“你追我赶，努力发展”的繁荣景象。但是，一旦收入差距超过一定的限度，势必会对社会的和谐稳定造成消极的影响。这表现在心理层面，便是近年来普遍弥散在民众心中的不良情绪。

二、社会学中关于不良情绪的研究

关于社会不良情绪的研究，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并不多见。其中的经典便是西方哲学家尼采对怨恨情绪的研究。在他看来，怨恨这种消极情绪是情绪主体没有能力向怨恨对象施以直接、立即的报复，故而只能压抑住自己报复的冲动，在想象中进行报复[1]。后来，舍勒从传统到现代的结构转型的角度对怨恨情绪的社会化积聚机制做了精辟的现象学分析。他称其为“有明确前因后果的心灵自我毒害，这种自我毒害有一持久的心态，是因强抑某种情感波动和情绪激动，使其不得发泄而产生的情态[2]”。也就是说不良的社会情绪是弱者对强者的一种报复冲动，但是这种冲动不是做出即时回击的冲动，而是带有一种隐忍，舍勒将其称为“无能感”。社会中普遍弥散的这种消极情绪，它不仅仅是一种个体的心理体验，米尔斯更是将其看作是一种社会问题。他对社会不良情绪的分析是建立在“合理性”的框架内，将其看作是一种“不依托理性的合理性”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之一。韦伯和默顿用“社会失范”來指代社会不良情绪。社会结构的失范常常导致个人内心的不安全感，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其消极情绪发生的根源。

伴随着社会转型而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在我国日益凸显，如群体性事件的频发;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目光从导致群体性行为的外在因素转而聚焦到内在的情绪方面，尤其是消极情绪方面。有学者认为，怨恨是由于民众的社会权利失范而带来的一种负面的情绪体验[3]，中国式怨气产生乃是社会结构性产物[4]。正是在社会快速变迁，利益分配失衡和两极分化的背景下，以现实伤害和生存比较为逻辑起点，在制度化表达渠道的缺失、可行能力的逐步缺乏的情况下，不公平感转化成为怨气[5]。而现代化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助长了社会负面情绪。正如张凤阳所言，现代化使得民主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这种以平权观念制导的普遍性生存比较与市场竞争引起的社会分层落差相对撞，导致了不良情绪的大量积累[6]。虽然消极情绪可见于任何时代，但是与当前社会中普遍弥漫怨气的现实相比，科技发展带来的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不良情绪比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显得活跃。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在高度媒介化时代，社会情绪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众传媒的建构[7]”。

综上所述，无论是国外研究者还是国内研究者，由相互比较的落差而引发负面情绪伴随着现代化的进步悄然而至。在转型期中国，一些负向情绪更是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有普遍和明显，这从近年来接二连三爆发出的报复性犯罪和反社会行为中不难看到。

三、贫富差距背景下不良情绪的发生机制

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在经济、社会各方面快速发展的同时，负面情绪也在不动声色的蔓延。我们不禁要问：这股不良情绪究竟从何而来？追溯到尼采与舍勒以及国内外众多研究者的研究中，我们无一例外的发现，对怨气的产生，他们都谈到了生存比较与公平意识。本文将从贫富差距的视角入手，分析社会群体性不良情绪的发生机制。

（一）不完善分配制度下的贫富差距刺激着人们的不公平感

目前，中国正处在城市化、工业化和国际化进程中，各种体制机制、规则秩序仍需不断完善。一些研究者发现，公众普遍认为当前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收入分配欠缺公平性与合理性[8]，尤其是城市居民[9]、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人和中部地区居民[10]对当前的收入分配具有较强的不公平感，且不公平感的产生与生存比较相关[11]。既然人人平等，那么我和你应该享受同样的利益，你有的我也得有，否则便是不公平。改革带来的不仅物质生活的变化，更是使人们的心态发生了转变。那些处在弱势阶层的人，望着占有大量资源的强势阶层，内心的相对剥夺感愈发强烈。导致部分人认为富人的富裕是建立在自己的贫困上，但由于